我家住在资兴市渡头乡秀流村。大姐在村小学三年级读书。因生父早逝，家庭贫困，就是三元钱一个学期的学费，母亲都要赊欠，到即将放假的时候，才能勉强筹齐。1985年9月，秋高气爽，学生们陆续走进学校，有的背着新书包，有的穿上了新衣裳，只有大姐，背着旧黄布包，穿着亲朋送来的旧衣服。更让大姐羡慕的是，班里很多同学都用上了新钢笔。学校老师说，一二年要求学生用铅笔，到了三年级，就可以用钢笔了，也表示学生成长了。
     放学回家，大姐囔囔着要新钢笔。母亲没辙了，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但是，七八角钱一支的钢笔，母亲得卖二十多个鸡蛋才可以换来。母亲看了看鸡窝里的两只老母鸡，摇摇头，一只在“发情”，一只瘦骨嶙嶙。
     中秋节，村里组织干部开会，集体庆祝中秋佳节。那会，母亲是村民小组妇女队长，坐在了会场。突然，母亲发现村委会办公室的窗台上有一只笔筒，里面有两只毛笔和一只钢笔，因为无人打理，上面都落了一层灰尘。母亲计上心来，散会时候，会场比较乱，她顺手把钢笔握在了手中，战战兢兢地回家了。
     就这样，大姐拥有了人生第一支钢笔。1986年，这支钢笔又转给了我。同时，这支钢笔成了母亲心中的痛。母亲为人正直，是个本分人，在村民小组工作多年，从未沾过一点小便宜。现在，为了儿女们的愿望，利用工作之便，占有了村里的一支钢笔，母亲心存愧疚，但也实属无奈。其实，在母亲心里，总想着能从艰苦的生活里省出点钱，买一只新钢笔，送到村委会，主动说明占用钢笔的情况。
     也就是1986年，因国家兴建东江电站，我们举家搬迁到龙溪乡下洞村。秀流村被永远地淹没在了湖底。下洞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人们以耕种稻田为生，家家户户贫穷。后来，那支旧钢笔，一直由我使用着，到小学毕业时，钢笔头太秃，不能再用。上学时候，我们姐弟买一支新钢笔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旧钢笔不能用了，也只能用廉价的圆珠笔写字。
     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们姐弟都走进了社会，有了工作，母亲肩膀上的负担也放了下来，家里渐渐有了余钱。那年夏天，母亲花了二十多元钱，到集市买了一支永久牌新钢笔，然后走进了下洞村委会。当母亲把新钢笔交给村支书的时候，村支书却推辞了。他说，钢笔要归还也是给秀流村，算是物归原主；还有，现在时代进步了，村委会都用上了水芯笔，钢笔因为上墨水和清洗比较麻烦，没有人用了。
     一支无法归还的钢笔，成了母亲心里沉甸甸的愧疚。每逢过节，家人聚在一起，母亲都要提起钢笔的事情。“做人，要一辈子光明磊落，对公家的东西，要做到分文不取。钱是小事，可良心过不去啊。”这样的话，成了母亲的口头禅，也成了我们的家训。
     就在母亲为一支钢笔深深自责的时候，母亲突然看到电视里播放了四川一所山区小学缺少学习用品的消息。第二天，母亲几经周折，打探到了那家小学的地址，然后去集市买了三十支新钢笔，邮寄了过去。
     我想，那所小学的校长收到母亲的钢笔，应该比接受任何一笔捐助都更有意义。因为母亲的信件里，还附上了一支旧钢笔的故事，这是最真诚的廉洁教育。（资兴市政协纪检室：朱钟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