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逝世已整整24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感觉也时常涌上心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父亲叫王宇贵，1924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家境贫寒，爷爷吃斋，只在农忙时节回家，家里平时靠小脚奶奶一个人打理，兄弟姐妹四人，父亲排行老二，上面是一个哥哥，下面有二个妹妹。父亲读了四年私塾，在村里算是文化人了。47年国民党抓壮丁，伯伯要在家撑门户，当兵的事就只能是父亲去了。在部队，父亲因为识字被挑选当卫生兵。48年父亲随部队在淮海战役中参加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继续从事医务工作，49年参加渡江战役，荣立三等功。由于父亲工作积极，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多次被选送到专业医疗机构学习培训，成长为一名军医，1955年被授少尉军衔。1957年转业到临湘卫生系统工作，直至94年过世。

　　父亲从医几十年，始终牢记毛主席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疗方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记得一个年仅七岁的小男孩得了严重的肝腹水，这在当时可不好治，长沙武汉等大医院都去过了，医生都说太晚了，回去吧。孩子被放在家中堂屋内的一个打谷用的木桶中，只等办理后事了，父亲却依然坚持每天巡诊，二十多公里的山路，风雨无阻，有时晚上还陪孩子睡在堂屋内。经过近三个月的精心治疗，硬是把小孩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孩子的父母为了报答父亲的救命之恩，让孩子认父亲做了干爹。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父亲是老干部，享受全额免费医疗，我们兄弟姐妹多，偶尔都有个感冒发热，但他从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吃药打针。一次大妹妹发烧，几天不见好转，药费有点高了，妈妈拿父亲的医疗证想去领点药，父亲硬是从妈妈手上把医疗证夺了过去，后来妹妹烧成了肺炎需要转院治疗，父亲也没把医疗证拿出来，为这事妈妈有一个月不理父亲。

　　大姐高中毕业下放到国营中山湖农场，农场生活苦，工作累。父亲在这里当场医，妈妈想让父亲去跟场主任说一下，让大姐教个书或当个卫生员、广播员、炊事员什么的，父亲就是不开这个口。大姐农活一干就是5年，还染上了血吸虫病。同去的青年们干上一两年都回城了，大姐直到返城政策出来后才最后一批返城。直到现在，大姐还在讲父亲的零碎。

　　说实话，父亲的资历本来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前程。可我们兄妹六人招生、招干、招工、当兵，没有一个沾了父亲的光。严格的要求，良好的家风，让我们兄妹们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益良多，现在生活都非常幸福，儿女们也都很孝顺。

　　我年幼的时侯，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把我放在农村老家，每次父亲回家后我都缠着父亲，可父亲和爷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吃饭的时侯还要陪爷爷喝上一杯茴砣酒，甚至晚上睡觉也同爷爷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总是要把水缸的水挑满，把柴火靠墙堆起老高才匆匆赶去上班。现在我明白了，父亲是在用陪伴来诠释中国人的孝道。

　　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都是妈妈做主，我们兄妹多，柴米油盐都要妈妈张罗，难免有心烦的时候，此时，父亲就成了妈妈的出气筒，父亲认为自己有愧于家，都是以笑应对。在我的印象当中，父亲从来没有生过妈妈的气，宽容是父亲日常生活当中最典型的性格特征。

　　父亲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经常同我们讲，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的今天，他把这种朴素的情感全部融入了一生的工作当中，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工作中就是一个服从，从不讲价钱。他在火线上救过人，在医院坐过诊，在湖区灭过螺，在乡村巡过诊。哪里工作有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工作艰辛，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感党恩是父亲不计较个人得失，努力为党工作的动力。

　　我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去老家羊楼司镇的时间多了些，镇上认识我的人不多了，但老人们听说我是王医生的儿子时就热闹起来了，夸着父亲是如何如何的技术好，如何如何的工作认真，如何如何的善良，如何如何的吃得起亏，我听了十分的自豪。

　　父亲一生是清贫的，但在老百姓当中留下了众多的赞誉，父亲的一生也是平凡的，但忠孝仁义无处不在，为我们留下了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成就了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现在，我们的孩子也都大了，他们的路如何走，我们无法去详细规划，但父亲留给我们的这些无形的“遗产”，我们有责任传承下去，相信这也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也定会成为孩子们人生路上最好的精神食粮。 (临湘市地税局 王爱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