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机关打印室当了6年合同工的表妹，终于等来了一个转正的名额。为了走通关系争取到这个机会，大舅把家里能换钱的东西几乎都拿出去换成了钱，茶油、谷子、后山的竹子……只有栏里的一头猪不敢动了，那是表弟年后上大学的学费。亲戚、朋友、邻居，能借出钱来的都被他借了个遍。该打通的关节总算基本打通了，表妹转正的事终于有了眉目。

　　只等人事科廖科长在批文上签字盖章，表妹就可以以一个正式的机关干部身份上班了。廖科长是表妹转正大战要攻克的最后一座堡垒。

　　那时候，我还在乡镇农机站工作，对廖科长有所了解，据说他不贪钱色只贪杯，绰号“廖一瓶”，他喝酒不论杯而是论瓶。每次见到他都是醉眼朦胧，摇摇晃晃，仿佛刚从酒缸里捞起来似的。为了攻下最后这座堡垒，避免节外生枝，大舅特派我前去攻关。

　　廖科长斜倚在办公椅靠背上，醉眼迷离。我向他说明来意，问他下班后有没有空，我大舅想请他吃个便饭。他作思考状，说，实在不好意思，晚上已经有安排了。我很失落，依然不甘心地说，我大舅特意备了两瓶70年代产的飞天茅台，改天一定请您给个面子。我边说边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廖科长叫住我说，这样吧，你大舅一家的盛情难却，你表妹也不容易，晚上其他安排我推掉，我们边喝边商议你表妹转正的手续问题吧。

　　大舅家的确有两瓶飞天茅台，那是表妹的前男友孝敬的，男友因表妹的合同工身份告吹，酒却留下了。我要大舅带上酒，赶快找一家像样点的酒店，订好包房。我赶到大舅预订的酒店，大舅还没点菜，眼神闪烁地望着我，欲言又止。我料想大舅一定是没带够钱，我拍了拍裤兜里的钱包，示意他赶紧去点菜，其实我钱包里也只有老婆留给我的300元零花钱。

　　我返回廖科长办公室，等他下班。我带着廖科长来到到酒店包房，菜早上好了，满满一桌子，四个火锅汩汩地冒着热泡。一瓶脖子上系着红绸的飞天茅台站在桌子中央，牢牢地牵引着廖科长的目光。

　　“啊呀，来迟了，来迟了!为表歉意，我罚酒三杯。”

　　说罢，他抓起酒瓶，拧开瓶盖，自顾自地连倒满三杯，仰头一一饮尽，喝白开水似的。然后深吸一口气，砸吧砸吧嘴巴道：“好酒啊，好酒!”

　　大舅、大舅母、表妹满脸惊愕。酒店提供的是那种白瓷酒杯，一杯酒估计二两多一点，也就是说，酒瓶里剩下的酒不到四两。酒局还没正式开始呢，没有酒，这接下的戏怎么唱得下去!?在表妹给廖科长斟酒寒暄的当口，我把大舅支到包房外责问：“酒呢?不是说有两瓶吗?”

　　大舅支支吾吾道：“前几天招待另一个领导，喝掉了。”

　　“你赶紧想办法还弄两瓶一模一样的来，酒喝不尽兴，事儿可就难办了。”我焦急的说。

　　大舅回席跟大舅母耳语一阵，两人起身，说：“廖科长，抱歉呀!都怪我老婆子忘性重，把两瓶酒落在亲戚家了，他们家住得不远，我们过去拿了就来。”

　　廖科长挥挥手道：“没事没事，瓶里还有酒，我们边喝边聊边等”。

　　接下来，我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挑起各种话题，尽量拖延时间，等大舅二老抱酒回来救场。一向羞涩寡言的表妹也打开话匣全力配合。

　　半个小时过去了，酒瓶里最后一滴酒也滴进了廖科长的杯子里，表妹焦灼地朝包厢门口张望着。

　　廖科长脸上渐显不悦，讪讪地说：“要不，今天的酒就到此为止?”

　　我和表妹连声打圆场：“那哪成呢，哪有喝酒喝一半的道理?亲戚家不远，他们应该马上就拿酒来了。”

　　谢天谢地，就在我们窘迫到无计可施之际，大舅抱着两瓶酒救星一样出现在包厢门口，满脸汗津津的，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粗气说：“不好意思，亲戚刚出门了，等了一会儿，来迟了。老婆子头有点痛，在亲戚家休息，就不过来了。”

　　为了消除廖科长的不悦，我们仨儿轮番向他敬酒，在第三瓶酒快要告罄之时，他嘴巴里一个劲地喊着 “喝”，可酒杯再也送不到唇边，终于趴下睡着了。

　　这时我们才想起大舅母的去向，我和表妹异口同声地询问。大舅向我们讲述买酒经历。他和大舅母走到大街上，一家家烟酒批发店找过去，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模一样的茅台。可两瓶茅台合起来要上千元，大舅身上一共才三百元，还要等着付酒店的饭钱。大舅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老板道明原委，恳求店家先赊两瓶酒救个急，自己愿意留下来当人质。店老板被感动了，让大舅拿两瓶酒去先应急。但舅母必须留下，等凑够酒钱再赎人。

　　夜色已浓，街灯璀璨，我们兵分两路。表妹去店里陪她妈妈当人质。我和大舅拦了辆出租，先将酣睡的廖科长送回家，又租车连夜赶回乡里，夜色中敲开屠夫赵麻子的门，大舅将那头被赵麻子看过好多回的大肥猪咬牙卖给了他。

　　拿着赵麻子给的预付猪款赶回城里，已经过了半夜时分，街上灯火阑珊，阒寂无声。批发店半明半暗，大舅母和表妹蜷缩在柜台一角，黯然神伤，女老板守在门口不停地打着哈欠。(鼎城区文联 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