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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气的罗荣桓

编辑:蒋伟 发表时间:2018-12-21 11:50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罗荣桓像

 

  罗荣桓一贯重视党的纪律建设。1955年9月,在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同时,罗荣桓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此前,他已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干部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仍以高度责任感挑起了军队监委书记的重担。

  1956年9月,病重的罗荣桓向中央请辞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但却没有请辞监委书记一职,可见其对监察工作的高度重视。

  针对解放后少数高级干部居功自傲、违法乱纪、腐化堕落、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党的教育等情况,罗荣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建议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军委再次发出一年前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这些人违法乱纪,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声誉和革命事业,必须严肃处理。对于那些包庇犯重大错误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指示》强调:要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开展党委内部和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驳斥了把腐化堕落说成“生活小节”、不是政治原则问题的错误观点,要求克服自由主义,保证一切高级干部在各方面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这一指示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师以上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开展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揭发了一些人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全军对160多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的高、中级干部,给予了党纪处分或批评教育。一位资格老、战功大的军长犯了错误且屡教不改,也照样被撤职并开除了党籍。全军干部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许多犯有错误的干部得到了挽救。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郑重提出了“两个务必”,以防出现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这成为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加强修养的重大课题。罗荣桓多次主持召开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会议,研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对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纪守法的检查、监督与教育,讨论和处理重大案件。

  对于各级党委和监委,他认为首先要坚持原则。1962年11月17日,罗荣桓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说,有些道德品质问题不注意,就会发展成刑事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党委在对待腐化堕落、蜕化变质这方面问题的处理上缺乏严肃的原则空气,有的则是毫无原则。对于团以下干部的问题还敢管,对于某些高级干部的问题则不敢管,个别的甚至包庇起来,谁也不讲。”

  罗荣桓强调说,对待这种问题“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化,看你怎样化法。经过批评斗争,改正了错误,就能够把大事化小。化要经过工作去化,要有原则。根本不讲,根本不批评,采取包庇起来的办法是化不了的,其结果是小事酿成大事,最后甚至是不可收拾。”

  同时,罗荣桓认为,对于犯错误的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处理要注意方式,要实事求是”,并指出严肃党纪之“严肃”,就是实事求是,这不单是指要坚持原则,其中还包括要慎重对待之意。他说,“党的纪律是严肃的,不要拿一点错误否定一个人的一切。”

  罗荣桓还认为,处分干部固然是一种教育,但更要热情教育、帮助和感化他们,不要推出门就不管。那位被撤职并开除党籍的军长,后分配到某单位工作,但单位的领导却不愿接收。罗荣桓亲自出面,对那个单位领导说:“不要不行,你们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后来,这位干部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罗荣桓一贯遵守纪律,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军人的本色。尽管长期身体不好,但他从未因病而提什么特殊照顾。有一次他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来的躺椅呀?”秘书应答:“解放军总后勤部送来的。”“给钱了吗?”“没。”一听没付钱,他立即要秘书退回去。秘书解释道:“总后勤部首长说,因为您有病,办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他说:“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吗?都给我搬回去。”秘书很为难。他最后说:“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后,躺椅才被留了下来。

  他从严要求家人,常对妻子林月琴说,要经常检查有没有违反制度,是不是多领了东西;还嘱咐妻子,有些制度规定该发的,也尽量自己解决,不要去麻烦组织;有些我们能够动手做的事情,就不要让工作人员做。他常说,“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怎样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额外的照顾,增加人们的负担。”儿子罗东进和女儿罗南下上小学时,学校离家很远。有个周六学校放学晚了,家人派车去接了一次,罗荣桓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

  罗荣桓热爱家乡,关爱亲友,可办事讲原则,不徇私情。解放后,罗荣桓就意识到家乡部分乡亲可能来北京找他。为此,他曾嘱托湖南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出罗荣桓所料,果然有一些人打着罗荣桓亲戚的旗号找郭维城,要求免费乘车进京,都被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称他是“最守纪律”的“党内圣人”。

  1963年12月16日,惊悉罗荣桓逝世的不幸消息,毛泽东沉痛地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对罗荣桓严于律己、一身正气的高度评价。(戴和杰 何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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