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祁国公、乡贤杜衍，曾是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的宰相，为官刚直，政绩卓著；告老还乡后陋屋素衣，安于淡泊；八十岁死后，一枕一席，黄土埋骨，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翻阅厚厚的《掌故大辞典》，《杜衍按诬》、《杜衍不肯》两则典故在我眼前一亮。杜衍，多么熟悉的名字，莫非他就是我们的乡贤？我屏息静气地读了下去。

     《杜衍按诬》说的是：

     宋代宰相杜衍出任河东刑狱时，曾经奉诏审理过一只十分棘手的冤案。石州太守高继升被仆人诬告，说他与西河藩属暗中串通谋反，这可是里通外国的叛逆大罪，上司不敢怠慢，立刻将高继升逮捕审讯。虽经高继升百般辩白，但那位恶奴一口咬定系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有内容，说得有根有据，天衣无缝。这种事情本来只有天知地知、原告被告自知。上司委决不下，又不敢下定论，一拖再拖，成了一大悬案。因为案情重大，百余人受株连而锒铛入狱，石州上下民怨沸腾。

     刚好杜衍任河东刑狱，奉旨对悬案重新审理。假的总是假的，杜衍略施小计，恶仆只得供认不讳，原来这是一桩恶仆诬告主子的冤案。真相大白之后，受冤之人全部释放，恶奴被判死刑得到应有下场，石州百姓人人称快。

     《杜衍不肯》大意是：

     宋仁宗年代，手握兵权的武臣不仅自己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些亲戚朋友跟着封官升爵，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为此杜衍向皇帝建议今后赏罚要分明，有功臣子应当嘉奖，甚至重奖，但旁人不得分享。宋仁宗听了觉得有理，便同意杜衍的建议，还专门发文通告全国。不料时过三日，一位皇帝重臣向宋仁宗为亲眷讨官，皇帝碍于情面，踌躇再三，不得已给他批了条子，准备满足他的要求，但声明今后不得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杜衍得知后立刻上奏皇上，责问仁宗缘何“玉音未收”，出尔反尔？仁宗转色道：“出于无奈，勉为其难，下不为例吧！”杜衍正色奏曰：“你只要说，杜衍不肯！绝对不能出尔反尔！”由于杜衍的严正态度，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看完两则典故，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上虞县志》，却找不到这个大名。我记得宋代驿亭五夫有一位高官名叫杜衍，但国家之大，同名同姓者很多，还是谨慎为上，幸好在《宋史》、《越中杂识》、《浙江历代名人录》中都有杜衍的生平记载，经查核确系一人，我才确信故乡原来还出过一位宰相，而且是位贤相。

     史料记载：杜衍（978——1057），字世昌，上虞五夫人，父亲遂昌，官至尚书度文员外郎。杜衍从小注重品行修养，十分好学，大中祥符元年考中甲科进士，任扬州观察推官，紧接着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平遥知县等职。后经人推荐，任晋州通判。

     宋仁宗赵桢很看重人才，曾下诏令各地推荐贤良官吏，杜衍因其政绩卓著，为政清廉，被人推荐提升为乾州守。陕西安抚陈尧咨鉴于杜衍的口碑与政绩，还专门到乾州宴请杜衍以示奖励，并派他暂代凤翔知府一职。待杜衍任期届满他调时，乾州、凤翔两州百姓遮道挽留，说：“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好太守呢？”由于太常博士的提名，杜衍任河东路刑狱，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在潞州，他平反了文章开头的那宗冤案，发现还有几起案件定罪不实，都一一复审予以纠正。后任京西路，又调任扬州太守。当时有位主管官员奏请皇上，赞扬杜衍辨狱法有功，应当奖赏，于是引起皇上的重视，调至刑部。

     年轻的杜衍以自己的政绩不但博得百姓遮道挽留，同行路州太守王曙还为他写了《辨狱记》加以歌颂，因而得到了皇上的器重，连太后也受到惊动。一次，正值章献太后主持朝政，安抚淮南的使臣刚想面奏，太后急不及待地询问：“杜衍怎么样？”使臣就将杜衍的治理情况作了禀报，可是太后说：“他的业绩我早就知道了。”

     后来 杜衍调任河档转运副使、陕西转运使，又应召任三司户部副使，提升天章阁待判、江陵知府。还未上任，适逢河北缺乏军费，杜衍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筹足了军费。返回朝廷后，提升枢密直学士。

     枢密直学士是京官，如果从职务升迁的角度而言，这是接近皇上、飞黄腾达的良好机遇，但杜衍一心想为百姓干点实事，所以奏请回基层做地方官，获准后以右谏议大夫前去主持天雄军。文官拜武帅，按理他是外行，但杜衍不畏艰难，谨慎从严治军，从不以威严和酷刑来监督下属，而凭他的人格魅力、非权力因素使得下属口服心服，军纪肃然。

     随后，宋仁宗又将杜衍调回京城，任御史中丞。杜衍经过一番调查摸底后，向仁宗奏曰：“自古以来，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大臣，其职责就是坐下来讨论治理国家大事，而现在他们只在单日上殿议事，国家大事这么多，怎么来得及处理呢？应该每日召见他们，在便殿赐坐，征询讨论哪些事情该办？该怎么办？哪些事情不必办或缓办？只要要领确定了，别的具体操作陛下不必亲自过问。这样日清月理，免得延误国家大事。”

     杜衍对官府商人哄抬粮价、从中渔利百姓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常平法”来平抑粮价，为百姓谋利。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向仁宗提出奏议：“年岁有丰歉，粮价有贵贱，粮价通过法规来平抑，那么老百姓就多有得益了。现今的豪商大贾，每趁收获季节，压价大量收购，往往谷贱伤农，旱涝成灾时则囤积居奇，抬高粮价，牟取暴利，使得百姓雪上加霜。应该根据州郡面积大小和户口多少，遍设常平仓，规定征购储存公粮数量，严格照章办事，赏罚分明。公粮尚未收足时，不允许商贾争购，制止他们牟取暴利，扰乱市场。也要防止有人以供给军需为借口而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公粮收购完毕，要妥善储存,宣库存按时出纳，增损得宜。这样可以做到平抑粮价，以丰补歉。如果州郡收购公粮缺少资金，由国库拨款帮助以资周转。”

     杜衍当时还兼管吏部流内铨。“铨”原指称轻重的衡器，可见这是专门对干部进行评价的要害部门。原来有关法规和程序十分繁琐冗长，主管官吏难以全面掌握，经办者往往可以随心所欲，导致受贿舞弊严重。杜衍上任以后，先将有关“铨”的规定全部审阅，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再吩咐下属不得升堂，改为集体办公，将有关“铨”的公事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当场处理完毕，制止了下属官员从中渔利的机会。数月后，他的事迹传到皇帝耳中，又被调任主持审官院，接着又升任尚书工部侍郎，后加封为龙图阁学士。

     1039年，杜衍升为刑部侍郎，又主持永兴军。当时正值打仗，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百姓苦于征调，日以继夜，疲于奔命，官吏们又趁机作威作福，甚至残害百姓致死。杜衍鉴此，就以路途远近，规定了不同期限，并适当放宽，使百姓能依次第将物资运送到目的地，其费用反比其它州郡省了一半以上。他奉召回京后，暂时主持开封府，远近听到杜衍的名气，都不敢轻举妄动。接着改任枢密副使。

     当时夏竦上奏对外攻守策略，宰相韩琦主张出兵。杜衍说：“如果侥幸成功，出兵也不是最好办法。”为此争论很久，怪杜衍有阻军之罪。杜衍要求辞职未准，皇上下谕劝勉，派任河东宣抚使、吏部侍郎、枢密使。宋仁宗仍旧对他十分看重，经常施以恩泽但均被杜衍婉谢。皇上在谏官欧阳修晋见时，也赞扬了杜衍。

     杜衍在仕途上基本顺畅，但要做到不受一点波折是不可能的。一次，杜衍与名人范仲俺有了冲撞。事情是这样的，辽邦与西夏在黄河外交战，参知政事范仲俺正好任河东宣抚使，准备趁机出兵。杜衍说：“他们两国交战，不一定来犯，我军不宜轻易出兵。”范仲俺虽比杜衍小11岁，过去一直把杜当作父辈那样尊重，但这次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杜衍的阻止非常反感，在皇帝面前不仅发生激烈争论，而且对衍进行指责诋毁，但杜衍并不记恨。

     契丹的女婿刘三瑕避罪前来，大臣们商议，主张很好地接待他，以便从中获取契丹的内情和机密。谏官欧阳修也主张留下刘三瑕。皇上征询杜衍的意见，衍说：“我国主张忠信，倘若违背与契丹所订互不接纳叛臣叛将的前盟，接纳了这位叛徒，那我们是理亏的。刘三瑕是契丹的近亲，叛逃到此，只为避难，这种人怎么可以和他谋取国家利益呢？收留何益？还不如送还。”皇上采纳了杜衍的意见，觉得他考虑问题十分深远，而且刚直，从不人云亦云。公元1044年，仁宗任命杜衍为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职）和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杜衍时年66岁。

     俗话说，树大招风。杜衍平时乐意推荐贤士，奖掖后进，而遏制那些心存侥幸、百般刁钻的小人，所以得罪的人不少。现在他官至宰相，使这些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千方百计，找寻机会伺机报复。杜衍有个女婿叫苏舜钦，年轻，文章写得好，议论恢弘，因此得罪了权贵。他主持监进奏院时，按惯例在祭神时奏器乐为宾客娱乐，那些小人觉得有机可乘，就以“公款宴客，挥霍浪费”为由弹劾除名。其实弹劾苏舜钦是表面现象，动摇杜衍的地位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杜衍的知己王益柔曾作过傲上的诗歌，他们又加以围攻，诬杜衍结党。当时范仲淹、富弼主张实现新法——“庆历新政”治理国家，与当权者意见不合遭到反对，夭折流产。不少人趁他俩离京出任宣抚使时，牵强附会攻讦二人的短处，皇上听信谗言，欲罢免范、富二人，杜衍力排众议，为之辩白。虽然范、富是保住了，但杜衍本人受到了围剿，最后罢相，改任尚书右丞，主管衮州。

     1047年，72岁的杜衍升太子太保，皇上召他在殿堂陪祭，仍命他主持应天府，督促他前去上任，但杜衍称病坚辞。皇上封他为太子太傅，又加封为祁国公。但此时杜辞官之心已决，最后退休住在南京。

     他一生两袖清风，回家只住了几间简陋房屋，头戴乌帽，身穿皂袍、革带。有人劝他穿居士服，他说：“我老了，已谢绝公事了，难道还能窃取‘高士’的名义吗？”杜衍善于作诗，长于书法，年迈还勤习不倦。当他生病时，皇上差宦官送药，随同太医前来看病，但未及赶到，他已一命呜呼，享年80岁。

     杜衍生前告诫儿子，要竭尽忠孝，嘱咐在他死后，只用一枕一席，挖个小坑埋葬即可，切不可铺张浪费。他临终还给皇帝留下了遗疏，大意是“不要因国家长治久安而忽略边防，不要因为富了而不爱惜财物。应早日确立太子，以安定民心。”在遗疏中，只字不提自己的私事，皇上看了十分感动，追赐司徒兼侍中，谥号正献。

     乡贤的一生，做到了居高位而不谋私、揽大权而官不显，为人自律自重、正直清廉，政绩卓著、赤胆忠心，实在也难能可贵。他为故乡从政者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为上虞争了光！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差不多一千个年头过去了，多多少少的人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唯有乡贤杜衍，他与我们似乎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至今还在历史的长河中闪闪烁烁。我在想，这大概就是生命的哲学：只要你有功于人民，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