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染重绿，柳浪含烟，站在湖南湘阴柳庄“耕读传家”雕塑前，恍若穿过百年时光隧道，那个发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的湖南人，此时正气凛然地屹立在我眼前，令人肃然起敬。

 他就是左宗棠（1812—1885年）。他戎马一生，抬棺出征，收复新疆，彪炳史册。他极为推崇清廉品质，为教育官员廉洁从政，节选了顾炎武、于成龙等人专论吏治文章十八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要求为官必须清廉爱民、勤于治事、慎于用人，熟悉国家法令。对为官清廉者，他予以重用；对贪赃枉法者，他严惩不贷。而他本人，身处权力高位，不曾随波逐流，这与其良好家风有着密切关系。

 左宗棠出生于书香世家，曾祖父是秀才，祖父是国子监生，父亲也是秀才，皆以“孝义”闻名于乡里。据史料记载，曾祖父左逢圣“诚孝，居贫好施”，在湘阴县高华岭设“义茶亭”以解行人饥渴。左宗棠继承了家族乐善好施的传统，在湘阴柳庄耕读期间，“筹族中备荒谷成，又悉捐家中长物”；每遇灾年都在路边设大棚，让家人熬粥、熬汤药救济难民。

 左宗棠重视教子，在其留下的大量家书等文字中，可见其用心教育四个儿子如何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廉洁守家。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为左氏宗祠题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他还有一副家训联：“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并嘱咐子弟“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左宗棠家书中多有教子读书做人的内容，强调读书在于“养性、养身、明礼、做人”。他在写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同治六年（1867年），他写信叮嘱周夫人：“家下事一切以谨厚朴俭为主。秋收后还是移居柳庄，耕田读书，可远嚣杂，十数年前风景，想堪寻味也。”可见，左宗棠念念不忘的是耕读家风，并提醒家人不忘寒素本色，切勿沾染纨绔子弟陋习。

 左宗棠要求子弟“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切勿饮食征逐，虚度光阴”。即便他后来位高爵显，依然保持着节俭习惯。左宗棠之所以让子弟“崇俭”，目的在于“广惠”，强调“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广惠之道，亦远怨之道也”。他十分注重言传身教，遇湖湘水灾，捐银赈济；陕甘大灾，慷慨解囊；以私人廉俸购买新式武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据统计，左宗棠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的163封家书中，提及“助赈之事”就有66处之多。

 左宗棠常以“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告诫自己，教育儿子“做官不要钱，乃本分事”。他的廉俸总是存放于藩库用于公需调拨，或并入楚军粮台以充军饷，或存于营务处以应赈济灾民所需。家中十几人用度，左宗棠严格控制，从不多寄钱，以至于有时候周夫人患病都无钱买药。左宗棠的好友、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得知此情况后，专门写信给湖南巡抚：“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公一钱不私于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皆信之。”左宗棠在写给次子孝宽的信中说：“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让孩子们自谋生路，早作打算。

 在左宗棠的教育下，四个儿子均无“骄娇”之气，有所成就。长子左孝威，跟随左宗棠在军中做了一名随军文书，衣食住行与普通军士一般无二，未有丝毫特殊，后患病早逝；次子左孝宽是一位颇有名望的郎中；四子左孝同为著名的金石书法家。

 “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这是时人称赞左宗棠家风的句子，亦是“湘上农人”苦心培育家风的结果。（作者   王俊 陈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