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任所寄乡关故旧》中的这两句诗，道出了他的为官宗旨，更是他一生勤政清廉的真实写照。“赢得”二字尤其耐人寻味：官清带来的心安，从来不是外界赋予的恩赐，而是以毕生修为换来的精神圆满。

周敦颐一生仕宦不高，却以清廉刚正、君子人格而名垂青史。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宋史》将其列入《循吏传》，与包拯同列。

在南安军任司理参军时，转运使王逵欲将一名法不当死的囚犯问成死罪，众人慑于权势，无人敢言。周敦颐据理力争，王逵不听，他当场写下辞呈：“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一个小小的参军，敢于与上级硬碰硬，靠的是心中不容动摇的底线。最终，王逵被他的正气打动，改判了这桩冤案。

在永州任通判时，家乡侄子前来求官，周敦颐断然拒绝，临别赠诗明志。在端州任职时，当地官员以端砚为贡品、为贿赂，贪风盛行。周敦颐上奏朝廷颁布禁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贪风顿息。

不为权势折腰，不为亲情枉法，不为私欲所困——周敦颐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廉以立身”。他的“廉”从何而来？最核心的根基有两个字——“拙”与“诚”。

周敦颐的廉洁，不是简单的行为约束，而是一种以“诚”为本、以“拙”为表的人格体系。

《通书》开篇即言：“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他看来，诚是一切德性的根源。所谓廉洁，不过是“诚”在官场上的表现——对自己诚实，所以不屑于巧；对百姓诚实，所以不取不义之财；对天道诚实，所以相信“官清”可以“梦魂安”。

《拙赋》正文仅四十字：“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周敦颐以“拙”为荣、以“巧”为耻。“拙”是不肯巧言令色，是不肯趋炎附势，是不肯拿原则做交易。正因立定在“诚”上，“拙”才立得住，“廉”才稳得久。

《爱莲说》以莲喻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莲与廉谐音，自古为清廉之象征。周敦颐将莲花的形态赋予人格含义——“出淤泥而不染”是操守，“濯清涟而不妖”是本色，“中通外直”是内心通达、外在正直，“不蔓不枝”是干净利落、不攀不附。

立“诚”以修身、守“洁”以处世、奉“公”以为政——周敦颐的廉洁思想由此形成完整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启示在于：“不想腐”的自觉，不能仅靠外部威慑，更要从内心深处立定根基——以“诚”为本，以“拙”守正。

在汝城任县令期间，他筑山塘、修水渠，以三合土夯筑堤坝，养活一方百姓；同时“首修学校，以教生徒”，亲授义理。调离时“三五千百姓相送”，百姓记住的，正是这位县令做过的事。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汝城始建濂溪祠，后扩为书院。八百余年来，汝城濂溪书院弦歌不绝，从这里走出数十位进士与多位历史名人。周敦颐家训被后世子孙尊为“濂溪公祖训”，核心为“心清气和”四字。

他奠定的“廉”“诚”“拙”三位一体价值体系，已沉淀为中华廉洁文化的传统基因。其学生二程将其发扬，朱熹将其光大，岳麓书院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所传承的，不仅是理学道统，更是为官为人的清正之气。（陆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