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和2008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以用“疯狂的过山车”来形容。股市从赌博式的翻番赚钱，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奔驰进来，自行车出去”的套牢机器。股民从快速赚钱的极度亢奋跌入了折本赔钱的万丈深渊。2009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股市也变得冷清起来，此时管理层的负面消息不断显现：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出事了！

　　 2008年6月10日，在国家开发银行的一次行长碰头例会上，时任副行长、党委委员的王益没有出现。原来，早在两天前，王益在宁波飞往北京的航班上被中纪委专案组控制，随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规”。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对王益立案初步检查的结果是：王益在担任原证监会副主席和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对不法企业主违规发放贷款、帮助企业发行股票、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生活腐化堕落。王益随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违纪所得；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09年1月22日，王益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和审查起诉，这也标志着王益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正在抽调人力，组成专案组，并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材料，对嫌疑人王益展开讯问。对于王益涉案的具体金额、案件是否还涉及其他嫌疑人等，检察机关目前正在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和证据作进一步调查。

　　 作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中国金融证券界的风云人物，王益的落马掀开了证券市场扫黑的风暴。

出身平凡 仕途顺畅

　　 案发前，王益在国家开发银行是排名第三位的副行长，行政级别为副部级，分管政研室、稽核局、业务发展局、投资业务局的产业整合等多个部门。从王益仕途的履历来看，他并非官宦子弟而是出身平凡人家。

　　 1956年4月12日，王益出生于位于滇西龙陵这个边陲小县城。父亲是白族，母亲是汉族。龙陵位于怒江、龙川江两江之间，那里岗峦迭起，山高谷深，地势险要，滇缅公路穿境而过，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南边陲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关隘要塞。

　　 王益上小学时正赶上“文革”“复校闹革命”时他又坚持念了两年初中。那个年代，出路通常是下乡、当兵、去工厂，王益15岁那年被招工到昆明钢铁公司，后来又到了一个机械厂，做过轧钢、铸造、电工等三四个工种。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益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并没有停止对梦想的追求，他一直坚持自学数理化、中文、英语，希望有一天能去大学深造。在王益当电工的时候，同一个车间有一位师傅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非常关心这位爱读书的工友，经常鼓励和帮助他，这也增强了他考取大学的信心。

　　 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云南时，王益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有可能发生重大的转折，此时他已有7年的工作经验。王益好不容易地参加了文科类高考，在第一志愿里郑重地填下了心中的圣地“北京大学”四个字，但令他非常沮丧的是，这次高考名落孙山。初尝失败，但王益没有气馁，半年后又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终于如愿以偿，被他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为什么选择学习历史？王益有他朴素的考虑：“我读的小说中，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啊，都是讲历史的。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很愿意学历史。”

　　 折腾了两次才最终跨进了北大的校门，机会着实难得。王益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大学生活，他到北大历史系后，一口气读了六年半，也获得了学士、硕士两个学位，最终因成绩优异，提前半年硕士毕业。求学期间，王益表现优秀，大四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益曾经坦言：“作为一名北大人，应该终身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服务，应该忠诚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北大对我价值观的培养，包括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考，都促使我在政治上做出这种选择。在学历史的过程中，一方面让人学会从思辨也就是哲学角度去分析问题，同时又训练了怎样从事实也就是历史变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这样也就学会了把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相结合。”

　　 正是有了这种良好的学习底蕴，王益在后来的仕途中也是顺风顺水。1985年11月，王益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凭借着出色的工作业绩，1992年10月被调入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之后又担任了副主任。工作之余，王益并没有扔下学业，他在1996年9月获得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少数拥有博士高学历的政府官员。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王益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发行、基金等重要业务；1999年2月至2008年6月初，又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多才多艺的官员

　　 王益戴着金边眼镜，身材纤细挺拔。他不仅是金融专家，更是一位“多面手”，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官员。

　　 王益虽然生长在歌舞之乡的云南，但是他是个十足的“乐盲”，不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2002年，王益和一群年轻人在青藏高原旅行，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突然激活了他埋藏已久的“音乐基因”，他一路游走一路歌唱，同行人感受到他的音乐天赋，劝他不妨试试在音乐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回京后王益从最基本的记谱、电脑作曲软件使用等开始，很快创作了《去远方》《家乡》《梦丽江》等几十首歌曲，并在朋友的撺掇下出版了歌曲专辑《来来我们相爱》和《意外》。

　　 2004年，艺术创作的不断成功使他不再满足用小段歌曲抒发激荡的情怀，开始向高难度的交响乐组曲《神州颂》进发，没想到“业余选手”玩出了连专业交响乐创作者都不敢奢望的艺术成就。

　　 2005年，由王益作词作曲的合唱《去远方》，在国家交响乐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音乐会上首次登台。2006年他又完成了《神州颂》的创作，并于12月9日由国家交响乐团在北京首演，之后一发不可收。

　　 2007年2月，修改后的《神州颂》在北京演出三场，2007年4、5月，《神州颂》第三版到上海、杭州、广州、珠海、深圳、成都巡演。半年内演了17场，获得音乐专家和普通观众的肯定与赞许。一时间《神州颂》唱响神州，鲜花满怀，好评如潮。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人前多才多艺的官员背后竟然是一个贪腐之徒。眼下，这位自称“非著名”作曲家的高官将无曲可谱。

落马的五种说法

　　 由于王益一案还没有结案，目前关于此案的来龙去脉，至少有5种说法。

　　 说法一：帮助太平洋证券离奇上市

　　 太平洋证券虽然三年中有两年业绩为负，累计亏损8000多万元，公司还是选在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成功上市，同时也上演了股东“暴富神话”。据查，其股东身影中不乏王益亲属，如其弟王磊、其妹王薇。

　　 说法二：广发证券借壳上市案

　　 广发证券没有如愿借壳成功上市，前广发证券总裁董正青涉嫌内幕交易，正在被调查过程中，证监会仍然在给广发证券上市的希望。调查王益期间，办案人员发现王益胞弟王磊曾不当收受某证券公司高额财务顾问费。

　　 说法三：与“涌金系”关系密切介入国金证券借壳上市

　　 “涌金系”前掌门魏东与王益颇有瓜葛。涌金系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而魏东已在4月29日离奇自杀。魏东自杀起源于有关部门对涌金系的调查。目前已发现的主要问题集中于两个方面：在九芝堂重组、收购国金证券过程中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说法四：涉嫌巨额贷款案，导致25亿贷款23亿去向不明

　　 2007年3月，王益曾批示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及嵩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支持郑东新区建设。经调查，少林寺和嵩山中学只用了2亿多，其余23亿去向不明。王益的胞弟王磊曾从中不当收受6400万“高额财务顾问费”，并将其中的4000万元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后来，国家审计署在审计国开行对河南郑东新区的贷款项目时，发现王益的秘书孟涛在其中有4万元非法收入，之后孟涛被有关部门“双规”。

　　 说法五：事关国开行商业化改革

　　 2008年年初，国开行改制计划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而在审查有关账目时，发现银行账目有违规操作嫌疑，有导致国资流失的可能，于是此事被报到中纪委查办，从而牵扯到了王益。

涉案的几个人物

　　 从目前来看，王益一案涉案人数众多，许多是证券公司老总级人物。

　　 魏东——“涌金系”掌门人，与王益私交甚密。旗下国金证券借壳、九芝堂收购案牵涉王益。魏东在2008年4月29日突然自杀身亡。

　　 魏锋——魏东之兄，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同时其参与的明天系在太平洋上市场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肖建华——“光明系”掌门人，拥有太平洋证券、远东证券、恒泰证券、新时代证券、长财证券5家券商。

　　 李建勇——广发证券代总裁，王益同门师兄弟。

　　 董正青——前广发证券总裁，因涉嫌广发借壳上市内幕交易被司法调查，据传董正青在调查过程中坦白了“相关人士”。

　　 此外，王益的“身边人”也陷入此案。

　　 王磊——王益之弟。在太平洋证券上市过程中收益颇丰，并被曝出6400万顾问费等多起案件，是王益案一大关键人物。

　　 王薇——王益之妹。持有太平洋证券原始股权。

　　 雷波——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现任“涌金系”旗下国金证券董事长。

　　 孟涛——王益在国开行时期的秘书，今年2月因受贿4万元被双规。

　　 李涛——利联实业董事总经理。主办由王益主创的《神州颂-太阳夜》交响音乐会，为王益女友买了两处房产。

　　 在资本市场里，大到公司的上市资格，小到公司的内幕信息，都可算是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很大一部分被握有实权的证券市场高官所控制，王益一案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他把这种分配权发挥到极至，使自己和身边人得到了好处。

长袖善舞的权力

　　 “身在曹营心在汉”，调到国开行工作的王益，并未就此离开证券界，他凭借自己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深厚人脉关系，积极活跃在资本市场与证监会官员之间。王益的违法违规活动，涉及金融市场中的多个层面：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等。

　　 王益被“双规”，祸起太平洋证券特批上市，并案涉多起证券违法违规活动。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程序问题，早就被举报至有关纪检部门。2007年12月28日，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太平洋证券跻身A股市场，和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随后，太平洋证券用新代码上市，而且经过了“特例”上市（即指经过证监会办公厅给上交所下发的批复而上市），很快其IPO有了瞬间暴富的股东。股东身影中，王益的亲属赫然在列。媒体报道称，太平洋证券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显示：截至与云大科技股东换股前，太平洋证券的股本结构一栏中写着：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1%股权。成立于2001年6月的天津顺盈，注册资本金500万元，注册法人代表是王磊，即王益的弟弟。公司5个自然人股东共持有太平洋证券1503万股，其中王磊45%，丁华忠30%，王薇（王益的妹妹）5%……据称，此后王磊把主要股权转让给王薇，2007年5月16日以王薇名义退出。2008年3月18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再次将股权转让给两位法律界人士。王磊等人持有的太平洋证券筹码低廉，可能只在每股1元左右，而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46元，其中收益可想而知。2008年2月，春节之后，王益在国开行的一位前任秘书孟涛被限制出境，后来被“双规”。很快，王磊也被发现在太平洋证券中持有大量低廉筹码，虽然用了筹码转让以及更换股东名字的方式来“隐身”，但还是被发现。

　　 太平洋证券的离奇上市，是王益的个人欲望与影响力的“胜利”。他肆意践踏游戏规则，早将市场的所谓“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推而广之，正是由于太多的暗箱操作，太多的不公，才有了A股市场如同上市公司“提款机”的功能得到极至的发挥，而深受其害的则是广大的股民。

股市的“人治”诟病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魏加宁和杨守海曾指出，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着两种现象，一是腐败行为蔓延，二是金融秩序混乱。两种现象之间的连接点则是金融腐败，首先是金融监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根据“主权在民”的原理，金融监管是社会公众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赋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一项特定的权力。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法律授权代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划、管理和监督，维护金融市场的运行秩序与相对稳定。

　　 所谓“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往往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交合处。公共部门的官员为了牟取私利有时会向私人部门索贿或寻租，而私人部门的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有时也会主动向公共部门的官员施加影响或贿赂，从而实现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王益并不是证监会首个落马的官员，此前，已经有多名证监会官员被捕：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发行部副主任刘明、上市部副处长钟志伟、上市部副主任鲁晓龙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所有这些落马官员，大都集中在发行部和上市部这两个部门，而这两个部门正是权力和市场的紧密结合处。

　　 王益虽然后来离开了证监会，但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与证监会已不可能截然分开。在证监会内部，前几年就曾爆出过向企业出卖发审委人员名单牟利的王小石案，引起轩然大波。自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后，其便捷的融资功能越来越吸引企业，在证监会握有审批大权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热衷于对证监会工作人员进行“上市公关”。而证监会的工作人员抵挡这种“公关活动”的武器，只有证监会的内部规定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充满利益纠缠的市场里，内部规定很容易被突破，道德约束更是靠不住的。这就是王小石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仍会有那么多的企业巴结他；而王益虽已经离开证监会多年，但仍能利用其当年在权力场上结下的所谓人脉，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靠着证监会副主席的位高权重，王益有充足的能量让某些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也能堂而皇之地挂牌上市，这些企业“圈钱”的成功，意味着市场的游戏规则遭到扭曲，也意味着中小投资者在为其埋单。“王益案”本身更像一面镜子，凸显出A股市场的“人治”诟病。

　　 2000年之前，我国企业的上市制度为审核制，证监会发行部对企业能否上市、发行规模乃至发行时间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使得当时的股市一方面成为为国企融资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为部分发行官员“融资”的工具。监管者掌握过多的权力，直接导致市场效率低下。政府显然也意识到审核制的弊端，2001年之后，企业上市制度改为核准制，和审批制相比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核准制下依然有浓烈的行政色彩，监管者依然有足够的寻租空间，尤其是和国外成熟市场的注册制相比。

　　 权力过度集中和监管的不利，其危害不仅在于为王益和王小石们提供了腐败的温床，更致命的还在于降低了市场效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国石油2007年回归A股时，发行价高达16.7元，而H股的发行价仅为1.27元，这充分说明在核准制下市场的定价机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发行上市之后，中石油当天高开至48元，很多中小散户不明就里，为这只“亚洲最赚钱的机器”所蒙蔽，上市当天大胆追进，结果永无翻身之日。如今，中石油股价早已跌破发行价，最大跌幅已经超过70%。中石油的悲剧不仅在于套牢了大批中小散户，而且由于其在A股市场位高权重，直接带动了上证指数大幅下行。其中之祸，发行制度的缺陷难辞其咎。

　　 以“王小石案”“王益案”为契机，反思现行的上市制度，摒弃其中的以“人”为本，奉行制度为纲的铁律，才是证券市场监管的应有之义。但是，依法治市才是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大势所趋。而透过“王益案”，至少印证了A股市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设防”的市场监管

　　 福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布坎南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个人在市场中寻求他们的个人利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期望他们在政府中或通过政府来追求社会利益？布坎南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关键词是“约束”——人们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他们的效用，不管是在市场中、政府服务中还是在政治舞台上。

　　 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是一个市场化色彩最为浓厚的要素市场，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过程，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行政管制的色彩。证监会的工作是监督市场，而它自身也需要接受监督。但是，在现行机制下，证券公司、基金、上市公司等利益主体和一些所谓的“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由于存在着与证监会的利益关系，在事实上听命于证监会的领导，已经不可能行使对它的监督功能。这种单向的监管模式是造就王益腐败案的天然温床。

　　 企业发行股票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企业与投资大众的交易，其博弈也应在这两个主体之间展开。而由于投资大众“人多势众”，事实上企业不可能收买整个市场，可以有效地杜绝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混入市场。但是，现在的股票发行模式，却把投资大众拒绝在博弈门外，由监管部门发放“通行证”，再由机构与发行企业串通询价，然后瓜分大部分股票，投资大众只能凭抽签得到有限的新股份额，并被动地接受少数人定出的发行价。多年来，我国新股发行制度几经改革，但始终没有脱离行政干预，其原因不言而喻。

　　 监管的漏洞，让王益那样手握实权的人得以与企业达成某种幕后交易，“不设防”的市场监管给了他们太多的权力寻租空间，他要牟取私利简直易如反掌，出现王小石、王益这样的人物也就不会让人太感到惊诧。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投资者只能热衷于参与到内幕交易之中，从而成为某些机构蚕食的对象。这样的市场，投资者怎么能够放心地进行投资呢？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投资者的心态极不稳定，需要有关方面拿出切实的行动来表明发展资本市场的信心和决心，提振市场人气。在这个关键时刻，王益的“双规”是一件好事，它表明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只要触犯法律，只要侵犯投资者的利益，都要受到严肃处理，而这也正是证监会表明的一贯态度。只有抓住这次契机，对于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彻底调查，把中国资本市场的重重黑幕彻底撕开，才能还投资者一个公道。有关部门也要从发生在证券市场的一系列案件中真正汲取教训，建立起对监管者的“绿色监督通道”，才能真正消灭产生腐败的天然温床，让类似王益这样的人失去“用武之地”，资本市场的监管质量才能提高一步。

　　 对于只有20多年成长历史的中国股市来说，证券市场在震荡中摸索前行是一种常态。但愿每一次危机和丑闻过后，能快速地督促立法和制度监管，尽快催生出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