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百多年前,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亚当 斯密先后写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68年)这一在伦理学和经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皇皇巨著,在前一本书当中,斯密抽象化出了“道德人”概念,在后一本书当中,他抽象化出了“经济人”概念。应该说,斯密对于人本身的抽象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水平,但是,这并不妨碍斯密的人性悬设对科学研究带来的推进和启发。按照“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假设,斯密确实取得了道德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巨大突破,其影响远播世界各地并绵延至今。

    如何理解斯密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之间的关系

    究竟该如何理解斯密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不可通约还是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关联?

    其实,粗略地看,“经济人”自利,“道德人”利他,经济与伦理、自利与利他表现为截然二分,是一种异质的对抗性关系,这是造成后来学界聚讼纷纭的悬案,即所谓数百年难解之谜的“斯密难题”。但仔细琢磨斯密的文本,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在于,斯密一则认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每一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另一则又认为,道德人能够关爱人,节制自私欲,发扬仁爱。他说,“安全是谨慎这个美德的首要和主要的对象。把自己的健康、财产、地位或名誉孤注一掷地押出去,是人们不乐意做的事情。”可见,斯密确实提出道德人与经济人这两种人的假设,但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一后来所谓“斯密难题”,他晚年确实着意修正自己截然二分的思维范式。尽管斯密有着过人的眼光和聪慧之处,试图解决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的对峙与裂痕,但确实自发的成分更多,很难(或不可能)将这一理论层面充分展开、阐述到位。如果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阈来审视这一问题,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正如马克思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因之,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无从提出经济道德人概念的,但我们是不能让他对这种时代局限负责的。

    脆弱的道德判断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道德资本

    概言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过去从辩证角度涉及到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联,尽管其思想史的价值确实很大,对现实的影响也大,但是,尤其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却是一种生活化的、经验式的总结,准确地说是一种生活化的伦理,而未真正达及科学而合理的阐述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的辩证关联,更不消说提出关于经济道德人这一概念命题了。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近三十年多来我国经济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学界对于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关联的阐述,应该说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和认识水平。国内学者余培源、王小锡、李建华、焦国成等教授都认为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是可以融合的,并非仅仅是截然对立。

    经济行为“非道德性神话”的破产

    长期以来,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行为是“伦理无涉”的,只要发财致富,不管其手段是如何卑劣无耻,所谓“自利摆中间,仁义摆两边”则是其典型体现。这样,经济领域就变成一个“无德的空场”、“道德虚无的特区”。然而从西方思想史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比如他认为,“牟利的生活是一种约束的生活。而且,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之后,从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经济范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范畴,到近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及随后的“新经济人”的提出,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关联性。从本质上看,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伦理行为,它可以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为其谋求最大的幸福,但却不能把这种求利目的建立损害他人的基础上。正如有论者指出,“经济问题虽是一物质及其数量问题,但又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投入产出的数量的问题,因为它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从理论上来讲,经济行为的“非道德性神话”宣告破产了。

    “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究竟是如何契合呢

    那么,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究竟是如何契合呢?回答了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解决了经济道德人的合法性证明问题。简单地说,任何经济人都离不开道德人,因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只靠不道德的手段来获取,最终害人又害己。反过来说,道德人也离不开经济人,因为道德说到底是为了人的,离开了人的利益和价值皈依,道德人就成为离群索居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退一步讲,即便是经济人想坑害别人,捞取钱财,如果他能够得逞的前提条件是他人是道德人,如果他人也像他那样一味求利的话,他的企图的实现很可能就是“水中月”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经济人一定是道德人之经济人,道德人一定是经济人之道德人,正所谓“两极相通”。

    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经济道德人”的参与

    现实地看,经济活动离开了经济道德人,经济活动很可能处于一种无序和紧张的状态,失去了经济行为应为的道德维度。我国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和美国的金融海啸就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拿后者来说,美国金融行业中过分求利而不顾其中应尽的监管责任,金融监管远远跟不上其金融创新。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说,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奖金有一定关联,因为奖金“刺激了高风险行为”,“即便他们失去了饭碗,他们仍能带着一大笔钱走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责任意识早已荡然无存。正如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正由于经济道德人的缺席,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无论是温总理的呼吁还是社会的呼唤,共同反映了一个心声 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经济道德人的介入。 (作者张志丹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伦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