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干部下基层去工作一段时间，在农村，在社会底层得到学习、锻炼和提高，从理论上讲十分科学，是一件有远见卓识的好事，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提出来了，也是当时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历史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结合地方的高度自治和长远发展局面，地方干部的培养和产生方式应不断发展和变化，这种下派式的“跑读干部”，操作的效果很难理想，而且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多，值得高度重视。

　　所谓“跑读干部”，就是没有长远打算，只是立足于下来临时锻炼几天或工作一段时间而已，妻子儿女及家属居住在远离工作单位的城里，同寄宿的学生一样，一到星期五就回城了，星期一到单位上班。

　　经调查研究，大量“跑读干部”现象的出现，不仅干部自身存在很多困难，而且容易产生其它负面效应。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身在曹营心在汉。每个人都有家庭，这是人之常情，家庭成员不能相互照顾，一心挂几头，很难安心。一般30多岁的干部家里都有小学生，而且教育正当时，早送晚接，批改家庭作业等不甚繁琐，老人的照顾暂且不说。夫妻分居两地，缺少家庭温暖也是青年人的多事之源。难以很好地把精力用在工作上，存在着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困难重重，弄不好两头失误。

　　二、跟风现象突出。一些原本在乡镇工作的家住本地的干部，也到城里买房，先行把家属子女弄到城里，成了新移民式的“跑读干部”。据初略统计，乡镇副科级以上的实职干部有70%左右的都成为“跑读”。不仅如此，乡镇的一些基层业务单位也在如此发展，如卫生院的院长、副院长们也都成了“跑读”。

　　三、增加行政成本。有的乡镇由于居住县城或者市里的人太多，路途又远，不得不想法解决交通问题，有的买车，有的租车，除了双休以外，还会有其它特殊情况需要用车，或者假公济私，都得由公家埋单。据有调查资料显示，全国的“跑读干部”，平均每人每年要增加3至5万元左右的开支。

　　四、工作难以扎实开展。非居住在工作地域对开展当地工作的不利因素很多，一是难以与当地百姓融合与交流，脱离群众，难有鱼水之情。二是遇有突发事件，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和正确掌控局面，贵州省的瓮安事件的发生与双休日公安局长等重要岗位的人员回城休息，没能及时处理有关系。三是临时性观念突出，老百姓很不满意这种干部特殊化“跑读”现象，工作几天就走了，遇有麻烦事上一任推给下一任，就像击鼓传花一样，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重，下一任即使来处理上一任遗留的问题难度更大。至于地方政治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及延续性的问题更是难有科学地运作，对政府形象建设很不利。

　　五、滋生腐败。这些“跑读干部”无一不想进城，而且其数目越来越大，所以竞争激烈，即使不能提拔，也要寻找一个好窝。因此各种拉关系，请客送礼胜行，给跑官卖官，跑调动的不正之风打下了基础。这其中不乏行贿受贿，也不乏使用公款。县直好一点的单位已经人满为患，官位不够就硬设，有的局不仅有一大堆局长，书记、副书记，工会主席、副主席，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机关内一多半都是领导，人浮于事，看的多，干的少，协调难，花钱多，效率低。

　　这些负面效应的不断滋生蔓延已经影响到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和行政执行力，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治理，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基层干部队伍的选拔和任用，还是要以地方自治为主。目前，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各地人才济济，发挥地方人才的作用和优势，多方有利，即可根除“跑读”的问题。

　　二、结合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要大力推进民主选举（探索直选），实行民主监督，地方人大要依法完善干部的产生和监督体制，以及相应的决策机制。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不能中途调动，要依法履行选民委任的届内职责。对于新移民式的“跑读干部”要从产生机制和监督机制上给予有效制约。

　　三、在基层探索推行官员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制度，除了少数人在党内受组织提拔或被县、市选民推选为新任政府职务的以外，其它人就同村官一样，能上能下，以减轻闲置官员的庞大的经济负担和安置负担。

　　四、需要到基层学习和锻炼的年轻干部，直接摊明白就是挂职锻炼，也不要在一个地方太多，不影响地方行政能力，不产生后遗症。乡镇干部后继培养可以直接招考立志在基层工作的公务员。万一需要调进的特殊人才必须携带家眷，不能有临时观念和“跑读”的现象。

　　（作者系湖北省长阳县政协委员 林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