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均GDP已达6000 至10000美元。严格地讲，经济发达是相对的概念，即便人均GDP过万，与中等发达国家比，也存在不小差距，但人均GDP超6000美元，在国际上一般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迈入更高层次的临界指标，将出现很多质的变化。因此，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提高反腐败工作科学化水平，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首先，这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利用外资8000亿美元左右, 90% 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也最大，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振奋精神、转变作风，带领干部群众共克时艰，非常重要。其次，这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需要。从近年来检察机关查案情况看，欠发达地区职务犯罪发案率并不低，但案值相对小。而经济资源高度密集的发达地区，有些基层干部手中的经济权力也相当大，市场主体的收买活动也相当“猛”，发生大案要案的机率明显更大些。“首创” 单笔受贿8000万元纪录的，是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不久前被处死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老总”李培英贪污受贿则过亿。显然，不严惩这些巨贪，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案接踵而来，是完全可能的。还有，这也是获取廉政建设主动权的需要。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采取东部地区辐射并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梯度发展模式”。这决定了各地融入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有快有慢；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步骤有先有后。发达地区今天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欠发达地区明天将遇到的问题。因此，不仅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的“拓荒牛”和“领头羊”，发达地区的纪检监察干部，也要自觉承担起总结新经验的历史责任，这不仅将丰富我们对惩防体系建设的认识，也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二、经济发达地区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达地区反腐败工作成效很大，但也面临不少新问题：

　　第一，官商勾结升级。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是发达地区的共同特点，其利益驱动和创新活力，对当地的快速发展功不可没。但在政府仍控制大量经济资源情况下，有些民营企业为抢占先机，近些年 “以钱开路”的活动更加猖獗，行贿金额爆增、行贿层次也更高。例如黄光裕案，先后牵出陈绍基等数名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是前所未有的。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有人还吸取“落马”贪官“教训”，不再越俎代庖赤裸裸地为对方牟利，而是“走程序不留痕迹，打招呼不落把柄，敢拍板理由充足”， 使官商勾结更加隐蔽。

　　第二，房地产领域腐败高发。经济发达地区腐败活动的热点几经变迁，从以厦门远华案为代表的走私腐败犯罪，到国企改制期间的侵占国有资产，再到城市建设和房地产领域成为热点。在发达地区充裕的财政和信贷资金背景下，一些城市非正常的大拆大建，表面是为政绩，背后往往隐藏着权钱交易的经济动机。而有些房地产商能在极短时间内进入中国富豪群体的金字塔尖，是建筑在从土地转让、工程招标、银行融资、规划变更直到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的“公关”活动上的。他们在成为公开富豪的同时，也造就了若干隐蔽的富豪。

　　第三，农村干部职务犯罪呈上升趋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腐败多发生在截留国家下拨款物、私分集体资产上；在发达地区，则多集中在“涉地”犯罪上。特别是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三大员”相互勾结、贪污、侵占土地租赁费、征地拆迁补偿费等，个案案值有的高达数千万元。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超过农村信访总量的一半。

　　第四，执法部门涉黑问题突出。常住流动人口众多，且不随经济周期增减，是发达地区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现象。倒闭裁员企业的青年女工沦入色情场所；黑社会组织企业化及地下高利贷活跃，都给维稳工作带来新难题。最近重庆市打黑除恶斗争中一些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的私营企业主和政法队伍中的败类落网，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来说，是重要的镜鉴。

　　第五，“老板文化” 风行。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必然反映到社会生活中来。而其中有些人灯红酒绿、讲奢华、比排场的生活及消费方式，更是一种风行的“老板文化”。不仅对意志不坚定的党政领导干部产生很大诱惑，也成为不少党政机关公务消费产生的摹仿对象。而有些少年得志的年轻领导干部，在抢抓机遇、创新思路上是能人，也把纵情声色视为“享受人生”，乃至从心理失衡到在诱惑下失足。 2008年广州市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中，31岁至45岁的将近一半，就是个警钟。

　　第六，社会冲突日益公开化。发达地区财力丰厚，对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健全社会保障是个优势。但也容易掩盖的另一个事实，就是贫富差距也远高于欠发达地区。少数富人过于张扬的生活方式，不仅使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工，产生城乡、贫富双重落差，就是普通市民，也会滋生很强的被剥夺感。因此，“涉腐、涉富、涉权”事件，都很容易成为社会情绪的宣泄口，这也是反响很大的杭州飚车案的社会背景。上述问题在欠发达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三、经济发达地区要高度重视制度环境建设

　　要提高经济发达地区党反腐败工作科学化水平，有四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要以市场主导型取代政府主导型。不可否认，在社会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现代化的拉动力量很大，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途径，但由于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市场，也造成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严重。因此，已上轨道的发达地区，要加速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消除“设租”门槛, 通过市场调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

　　第二，要割断官商之间不正常的利益纽带。从发达地区看，除买官卖官外，几乎所有腐败大案都离不开官商交易。而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对行贿者处理偏轻，其中有考虑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有查处腐败时为固定证据而做出的承诺，还有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顾虑。但必须看到，通过收买公共权力获取资源优势，是对市场经济平等竞争规则的最大破坏。某些行贿者侵占的国有资产，获取的非法利益，是受贿者所得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甚至发展到利用司法强制力侵害群众权益，酿成重大事端。因此，对行贿者的宽容，就是对守法者的惩罚。我们不仅要使腐败分子倾家荡产，也要使行贿的富豪倾家荡产。这不仅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也会得到绝大多数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家的拥护。

　　第三，要更加重视制度环境的建设。目前我国是拥有反腐败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腐败依然居高不下。一个重要原因，是大的制度环境滞后。如果党内领导制度、干部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改革不到位，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制度设计很难奏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力度很大，发达地区的纪检干部需要抓紧进行配套的制度创新。

　　第四，廉政文化建设要不断引向深入。经济发达地区廉政文化建设起步早，但也需要与时俱进。对于大批新进的年轻领导干部，既要进行警示教育，也要加强事业心教育，调动干部的高层次需求来抑制低层次需求的诱惑；对廉洁模范地宣传，也不能拔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否则就失去榜样的意义。文化建设也要以制度来保证。例如公车改革的意义，不在于节省了多少财政开支，而在于是拉近领导和群众距离、弱化“官本位”观念。随着发达地区党政干部收入的增加，要进一步减少排他性的身份消费，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还要逐步使从政者的收益风险与其他职业平衡，为“公务员热”降温。事实上，发达地区文明程度高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能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更多渠道和空间，就是“官本位”意识的淡化。这也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