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腐败必须铲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
王若君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贺国强同志在2009年6月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的“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中推进一批改革措施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中共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和贺国强同志的讲话既反映了中共反腐的坚强决心又体现了中共在今后治腐工作方式上的革新及治腐工作领域方面的拓展，同时指明了治腐要加强从源头上的防腐，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本文试以此为题，略述管见并求教于大家。
一、社会土壤的物质结构分析
土壤学上的土壤是由土壤中的固体（矿物质、有机质、微生物）、液体（土壤中的水分）和气体（存在于土壤空隙中的空气）三类物质构成的。土壤中的这三类物质是植物生长的必需物质。
如果我们将土壤学上的土壤物质结构理论引入社会学，来探讨分析我们周围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将会对我们找出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大有帮助，也将会对我们提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与对策大有裨益。笔者认为：社会学上的社会土壤结构中的物质属性可分为刚性的物质——政治法律制度和柔性的物质——人的本性及人的政治信仰与道德修养。基于这一思考，那么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可比为社会土壤中的固体物质；人的本性（“善”与“恶”）可比为社会土壤中的液体物质；而社会土壤中的气体物质当然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所具有的政治信仰和社会道德了。“腐败”这一社会问题象自然界土壤生长的“有毒有害”植物一样，能在某个国家或地区、某个历史时期、某种社会形态下生长，说明其社会土壤物质结构中存在其生长必需的各类物质。
二、现阶段我国腐败生长的社会土壤中各类物质的形成及与腐败产生之关系浅析
1、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生长社会土壤中的固体物质
现阶段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是适宜腐败生长社会土壤中的固体物质。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上的不完善，即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在：①权力与权力之间缺乏相互制衡机制。根据欧洲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理论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国家权力可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分别由代议机关（议会）、行政机关（政府）、司法机关（法院）行使，三种权力平行、分立、互相制衡。西方国家的这种分权、以权制权的理论与实践对预防权力的扩张及权力的腐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大及常委会、政府、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虽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权，但这只是分工不是分立，而且立法权高于行政、司法权，立法机关也在行政、司法机关之上。权力分立和权力分工的最根本区别是：分立的权力之间是平行的且互相制衡的而分工的权力之间是不平行的且无法互相制衡的, 因此我国没有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衡的制度设置，只有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监督制度设置。②同体监督。我国现存的监督制度体系中有执政党纪检机关对其机关及成员的监督；权力机关对其所产生的“一府两院” 及权力机关内部的监督；行政监督，如行政机关内部的级层监督、监察机关对国家公务员违反政纪及社会道德的监督、审计机关对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监督；司法监督，即人民检察院对贪污受贿、渎职等犯罪的监督及人民法院对行政违法、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的监督；民主党派、人民政协的监督；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等监督形式。但是除民主党派监督及人民群众监督外所有的监督都设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人民代表大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监督机关还是“一府两院”的产生机关这一体制内, 所以 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之间是重合的、同一的。在同体监督之下，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之间存在“血缘关系”，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③存在一些失去监督的“权力真空地带”。在现行的制度下，有些权力是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监督的。如对中央及地方各级执政党机关和对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因为任何一种权力如高于其它权力之上成为最高权力时，对这种权力的任何方式监督都是难以奏效的。我国的中央及地方各级执政党机关的权力、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的权力就是国家或一级地方的最高权力。④对“一把手” 缺乏有效的监督。“一把手”是一级组织、一个单位的首脑，掌握决策、人事、财务大权，目前还没有较切实可行的对“一把手”的监督约束制度。从反腐败斗争查处的案件来看，特别是大案要案“一把手”犯案的比较多，说明了这一问题。
我国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它是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的必然反映和必然结果。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后的必然选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是它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因为任何政治制度的最大程度的优化和合理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对其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革除其弊端，使其不断地完善起来。
2、贪欲膨胀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生长的社会土壤中的液体物质
人对财富、美色、权力、名誉、地位的追求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面，正当的追求既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各种潜能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又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过度地去追求，甚至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去追求则成了贪欲。如果贪欲膨胀并付诸行动则有损于社会的公平公正，败坏社会风气，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是不能容忍的。贪欲膨胀是腐败生长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可以说每一个腐败案件都是腐败分子的贪欲膨胀这一心理因素诱发的。
现阶段我国腐败的心理因素——贪欲膨胀是怎样形成的呢？要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回顾与分析。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国成立这一百多年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战争频仍，内忧外患不止。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战争有：辛亥革命前西方列强的五次侵华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辛亥革命后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日军侵华及中国抗日战争、国共两党之间的两次战争。尽管战争对于某一方是正义的、但是战争对社会经济毁灭性的破坏也是毋用置疑的，战争造成土地抛荒、赤地千里；工商衰败、民生凋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建国初期的剿匪外虽然没有在本土上发生过战争，但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影响了经济建设的进程，特别是十年“文革”动乱，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在改革开放前的近一个半世纪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是相当贫困的，而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也是十分贫穷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社会财富也快速地增多，人们也逐渐脱贫致富。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观念的引导和刺激下，人们对占有财富的欲望与行为不再鄙视，人们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要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于是社会便出现一个富有的阶层。在富有的阶层中大多数是合法致富的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是非法致富的，如靠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坑蒙拐骗而发财的。最初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是无“铁饭碗”（正式职业）的个体工商户（很多刑满释放劳改人员）及演艺界的明星们，而掌握公共权力的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却少之又少。一部分人先富的状况在我们这个具有极强的“ 仇富”社会心理的国度里势必会导致人们的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平民百姓一般情况下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但那些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他们就不是发发牢骚的问题了，他们则可能将手中的“权力寻租”让权力化为金钱、美色、名誉、地位，从而匡平其失衡的心理，腐败也就在“权力寻租”成为现实时产生了。
3、道德及信仰危机是现阶段我国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中的气体物质
（1）道德危机的产生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形成了以儒家“仁爱” 思想为核心的道德精神；以“父慈子孝、兄睦弟爱、夫妻互敬、勤俭持家”为内容的家庭道德；以“敬业精业、诚信无欺”为内容的职业道德；以“自敬敬人、礼让为先、忠君爱国、舍身取义”为内容的社会公德。传统道德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食粮，是调整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和目标要求。但是我国的传统道德在鸦片战争以来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及十年“文革”两次冲击，尤其是十年“文革”，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冲击，导致文革后直至今天还难以复苏的道德危机。
始于1915年止于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针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独裁帝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使代表中国传统道德——儒家道德遭到了第一次冲击。但是新文化运动并未触动儒家道德的根本，也没有动摇人们对儒家道德观念的认同与遵守。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社会虽然处在动荡之中，但儒家道德观念仍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而又重要的规范，成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和目标要求。
始于1966年止于1976年的“文革”是对以儒家道德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道德的又一次大冲击。运动中的“破四旧立四新”（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行动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斗私批修”、“ 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运动形式，按运动中流行的说法是将旧的封建道德“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文革”完全扭曲了人们的廉耻观、是非观，彻底地破坏了中国的社会道德体系，使人们的行为失去了来自社会道德的约束和评判。今天人们在评价“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时往往只注意到它对经济建设的影响，说它“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及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说它“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忽略了“文革”在社会道德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场政治浩劫无疑又是一场对社会道德浩劫，它使我们的社会道德面临深重的危机也成为以后许多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
（2）信仰危机的产生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奉和尊崇。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那天起就以共产主义为自己的信仰，为实现自己的信仰，八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实践，许多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精力甚至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由于生存条件的改变，一些共产党人滋生个人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开始出现对信仰的迷惘和动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和挫折，具体讲就是苏联及东欧的解体，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面对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现实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嚣尘上的舆论攻势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误读，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信心，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迷惘以至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危机最终形成。
三、根治腐败必须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1、完善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是根治腐败的关键所在
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属于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内容，在社会土壤结构中它属于固体物质。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中应包括法律、纪律对公权力腐败完善而严厉的惩治规范和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规范。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中是否存在对公权力腐败的完善而严厉的惩治规范及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规范是决定我们的反腐败斗争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之一。因为对公权力腐败的完善而严厉的惩治规范它解决了公权力的执掌者出于对完善而严厉的惩治规范所产生的震摄而“不敢腐” 的问题；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规范则解决了公权力的执掌者面对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制约监督规范而“无法腐”的问题。以往，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将其混淆起来，将腐败难以治理归结为“法不苛”“刑不竣”。其实苛法竣刑属于惩治规范它与完善而切实可行制约监督规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苛法竣刑只能惩治腐败分子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腐败现象。明朱元璋惩治腐败的法刑苛竣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明律》规定刑罚有鞭刑、杖刑、监禁、处死、流放五种，后来朱元璋为了惩治贪官又陆续规定了针对贪官的酷刑如凌迟、枭首、诛族、开水烫、铁刷洗刷、抽肠、刺字、割鼻子、阉割、挑膝盖等，最为别出心裁的是“剥皮实草”即将贪官的皮从头到脚剥掉然后用草充实于皮囊中写上该贪官的名字置放在城门口，用以警示威慑后来者，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朱元璋杀贪官的数量来看，有人统计杀了六万，有人统计杀了十万，这个数字虽包括被诛连的人，但在人口不多，官员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明初实为伙矣。可是贪官们似乎不畏惧朱元璋苛竣的刑罚和血淋淋的屠刀，仍贪婪地贪着。朱元璋惩治贪官手段如此狠毒杀贪官也毫不手软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没有完善而切实可行的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规范。苛竣的刑罚可能会震慑一些官员使其“不敢腐”，但由于没有使官员“无法腐”的制约监督规范，所以明朱元璋朝的腐败可谓“前腐后继”，贪官也斩杀不绝。由此可见反腐败的关键问题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制度。建立并不断完善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重点是针对现有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从而使想腐的官员“不敢腐”、想腐的官员“无法腐”，使社会土壤中不存在有利于腐败生长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固体物质。
2、遏制贪欲膨胀是根治腐败的首要问题
贪欲是万恶之源，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腐败亦由贪欲而起，因此根治腐败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遏制膨胀的贪欲。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再加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人们的各种欲念普遍处于抑制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摒弃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取消了“大锅饭”，又由于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社会财富增多，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观念的引导下，被抑制的欲念逐渐复苏，最终汇成今天的“物欲横流”。在物欲横流的大潮冲击下，执掌公权力的官员们的欲念也迅速膨胀起来，而官员们手中的权力又为其膨胀的欲念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当他们手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监督时，当惩治腐败的刑罚不足以构成震慑时，再加上道德失范、信仰迷失，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腐败也由此而生。如果说良善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能使官员们“不敢腐” 和“无法腐”的话，那么对欲念保持着健康的心理，即有欲不纵、知足常乐、所取有道则可使官员们“不想腐”。这样我们的社会土壤便缺少有利于腐败生长的又一物质——膨胀的贪欲，根治腐败又增加了一种希望与可能。所以根治腐败必须彻底铲除产生腐败的社会土壤中的贪欲膨胀这一液体物质。
3、消除信仰、道德危机是根治腐败的重中之重
信仰危机主要是指一个政党、一个人对原来所信奉的主义、学说产生怀疑、迷惘以至于丧失。一个政党、一个人如丧失信仰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而随波逐流，面对金钱、美色、名誉、地位的诱惑就会无所适从进而成为其俘虏。道德危机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道德不为这个国家、民族的为数不少的人所尊崇、敬畏并不受其约束。道德危机使社会缺失正确的廉耻观、是非观，也使人们在行为时失去了来自道德方面的自律和评判。
信仰和道德危机与腐败产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它是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中的气体物质。众所周知，我们今天的财务帐上、借贷的凭据上中文数字大写，即“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的记帐大写法始创于朱元璋，朱元璋创财务记帐的数字大写法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员在财务帐上作弊。这说明朱元璋对防止贪腐在制度上也有一些设置。尽管朱元璋惩治贪官的刑罚苛竣，杀戮贪官毫不手软数量极众，为防止贪腐也有一些制度设置，但贪官却杀不绝，惩治腐败效果甚微。除了前文已论及的对权力没有行之有效的制约监督制度及贪欲膨胀外，另一原因就是信仰和道德方面出了问题。就信仰而言，朱元璋及其开国功臣们的最高目标就是推翻蒙古人的元朝对汉人的统治，建立汉人的政权。当目标实现后除朱元璋还有使其治下的国家太平安定、朱氏子孙代代相传的远虑外，其余的开国功臣考虑的都是眼前如何享受荣华富贵了。就道德而言，明朱元璋朝正处在一个道德危机期。明朱元璋朝面临的道德危机这笔帐应算在元朝统治者头上，因为蒙古人在入主中原后废除了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废除科举就断了读书人特别是寒门读书人的入仕之路，因此人们的观念中不再有“唯有读书高”，天下读书人也因此而骤减，读书人减少使教育衰败，而道德的传承及弘扬的载体是教育，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元朝后期虽然恢复了科举制，但考试的内容不全是儒家的“四书五经”，所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没有得到恢复。朱元璋及其开国的功臣们除刘基、李善长等少数几个是读书人外，其余的均出自草莽，这是一群既是文盲又是道德盲的武夫。这一群人缺乏信仰的支撑和道德的自律，手中的权力又缺乏制度的制约监督，在膨胀的贪念的催化下，自然成了贪污腐败的工具。所以，朱元璋的苛竣刑罚及血淋淋的屠刀难以束缚他们贪婪的欲念，也难以斩断他们贪婪的黑手。由此可见根治腐败与树立崇高的政治信仰和树立并遵守高尚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官员们面对苛竣的刑罚会“不敢腐”、面对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无法腐”、胸中无贪念“不想腐”后，在信仰支持和道德自律下官员们还真“不会腐”。
惩治腐败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所以，它要求对腐败的治理是标本兼治而不是只抓个案惩贪官；它要求全社会参与而不是纪检、监察、反贪局及预防腐败局几个专门机构的事情；它需要刚性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设置也离不开柔性的健康的社会心理、崇高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社会道德规范。因此，惩治腐败的最理想的效果是通过治理使腐败失去其生长的社会土壤。所以惩治腐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必须在全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全体党员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必须对全民加强道德教育继承传统道德中的优秀部分并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共产主义道德；必须加强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教育，使人们面对金钱、美色、名誉及地位具备健康的社会心理。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土壤才不会存在腐败生长的各种必需物质，使们生活的社会土壤将是一片净土。（作者系中共常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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