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规律 未雨绸缪反腐倡廉“体系战”
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推进21世纪反腐倡廉建设，应注意研究和把握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未雨绸缪反腐倡廉“体系战”。 一、“三十年一阶段”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课题的提出 二、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反腐倡廉“运动战” 三、冲顶世界前三名与党风廉政建设“阵地战”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逐步呈现了独特的“三十年一个阶段”的规律性发展特征。研究和把握中国“三十年一个阶段”的规律性发展现象和发展特征，应是新时期能动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前提。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运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对矛盾中历史给定的诸要素不同及其发展变化不同，社会发展又呈现出各自的民族特征和各国的发展特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对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部分，增添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新要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部分，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两大新元素；而占全国人口90％的农村人口及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三大先进要素和一个基本的国情，就使得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开始了独特的“三十年一阶段”，五四运动以来92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中国社会特有的发展特征和规律性现象。每到“三十年”，都需要把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调整到一个新的发展轨道，使其开始新的矛盾运动。
1919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三十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十年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发生了“俄国革命模式”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时期创立的俄国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克服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要内容的党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方式；第三方面，党在逐步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新文化，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
随着全面执政的条件日益成熟，时代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日后如何预防腐败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课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延安整风必读文件，号召全党学习，警示自己队伍注意腐化问题。同时，延安还上演了陈白尘的剧作《天国春秋》，告诫共产党人不要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进南京后腐化堕落、进而内讧导致最终失败的错误。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还深入探讨了历代兴亡周期率问题，提出了用人民民主进行反腐倡廉的新思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预防腐败，警惕“糖衣炮弹”和“两个务必”的问题。由此可见，在第一个三十年后期，中国共产党对预防和治理腐败这一历史课题，提出了自己的课题设计。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三十年”，此阶段应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经济时期。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抓革命、促生产”五大要素引入了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极其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显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度困境中的主题。新中国成立初国家贫穷至极、破败凋零。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有62亿元人民币，1952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7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4，而经济总量却排在世界第100位之后。外有帝国主义封锁和抗美援朝战争，内有55个省级政权，五亿多贫苦民众，汪洋大海般的落后的农业经济，低文化、低技术含量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落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在这火柴称“洋火”，自行车称“洋车子”和水泥称“洋灰”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正视一穷二白的国情，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三十年，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一套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1979年底，国家财政收人达到1146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美元，排世界第32位，为下一阶段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基本上也是三十年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三十年中，主要是通过“三波”政治运动的“运动战”，来探索如何反对和治理腐败这一历史课题。全面执政后，权力的侵蚀性与历代兴亡周期率问题，迅速摆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为解决执政初暴露出来的官僚主义和贪污受贿、蜕化堕落等腐败现象，1951年至1954年，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以“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波反腐倡廉运动。通过实行广泛检举同专门机关检查处理相结合，发动和依靠群众，严肃查处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加强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坚持法纪面前人人平等，清除了党内一些严重贪污腐化分子，处理了一批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员干部，较为深入地进行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教育，在防止干部腐化变质、保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廉政勤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随着执政地位的日益巩固，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也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逐步偏航，1956年到1959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波党风廉政建设也逐渐走上了“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的发展道路。1956年全国共处分党员15万多人。1957年共处分党员12万余人。1958年共处分党员50余万人，占党员总数的4.35％。1963年到1966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第三波反腐倡廉的政治运动。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即“新五反”。9月，中央又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这是一次波及全国的从检查财务制度人手的专项反腐败斗争。但是从1964年开始，城市“新五反”和农村“四清”转为“清政治、清路线、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一波运动，虽然查出了不少干部违法违纪等腐败现象，但也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导火线。
1979年到2009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三十年”，应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
在这三十年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不断为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注入新的元素。引入了世界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发展资金和管理经验技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产生了企业法人与就业群体、自由人、打工者、个体工商户等各种各样新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领域既有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也有西方外来文化，宗教文化也有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创新。各种文化相互影响，激烈碰撞与冲突。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帜，在创造性地运用于改革开放的新实际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这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也从传统的“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一个核心”发展为“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家的经济实力建设，从1979年春到即将到来的2009年底，也在两个一千亿元的基础上，中国的财政税收将达到7万多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5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将跃居到世界第二位。 在这三十年中，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也适时把反腐败斗争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主要围绕“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建设”和“查处大案要案”三大阵地，探索了如何治理腐败的这一历史课题。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遏制腐化堕落、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高发多发的势头，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先后出台并努力执行了各级各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若干规定，逐步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和惩治腐败的“党纪国法防线”。党风政风建设方面，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狠抓了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作风，提出和贯彻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在坚决反对腐败、查处大案要案方面，提出并认真坚持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整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阵地战”中，党提出并发展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五点工作机制”。在本三十年即将结束，下一个三十年即将到来之际，党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目标，并把“反腐倡廉建设”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第五大基础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平行，统一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两大建设中，这些都是中国特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道路的新探索。
四、时代新使命与未雨绸缪“体系战”
下一个“三十年”，在国家逐步走上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也将逐步展示出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总量，将向世界第一位发起冲击。这一阶段，也将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繁荣时期。
在这一即将到来的新时期，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奋斗历程，必然是一场深入持久的反腐倡廉“体系战”。对此，我们党必须未雨绸缪，科学地设计和科学地组织实施反腐倡廉“体系战”。
科学地设计和科学地组织实施反腐倡廉“体系战”，第一要认真研究时代新使命。目前，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从应对世界潮流到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转折点。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9万亿美元，超过了法国；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2.67万亿美元，超过了英国；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4万亿美元，基本和德国持平。200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万亿美元，距世界第二位日本4.5万亿美元，仅差5000亿美元。保守性预测，2009年中国将稳步超过日本，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时，国民生产总值会达到7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将跃居到世界第二，距世界第一位的美国，仅差5万多亿美元。近代人类社会发展表明，世界前三名是世界发展潮流的引领者，是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跑者。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两项内容进入世界前三名行列，历史就将赋予其在道路和文化上引领世界潮流发展的时代使命，此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铁律。如果是资本主义国家排在世界前三名，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其文化将在全世界“攻城掠地”；如果是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前三名，在引领世界潮流的发展中，将不断注入社会主义要素。从1840年到2008年，可以说中国都是在应对世界潮流中走过的。从200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伟大事件，它将深深地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将促进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应坚定自己的信心，未雨绸缪，认真研究和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适应时代要求，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做好自己新的历史时代下的反腐倡廉工作。
科学地设计和科学地组织实施反腐倡廉“体系战”，第二要不断注入“人本主义”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必然要在实践中不断注入“人本主义”精神和培育人本主义意识。反腐倡廉工作注入人本主义精神，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追求各级干部的以党的宗旨为核心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执政观建设，并以此为基础，构筑和践行执政活动中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权力运行规范。其次，要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不断培育干部和群众双方的维权意识、维权素养和维权法制行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权利，是以人为本的题中之义。在党的执政活动中，很多党风政风问题和腐败现象，都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然而我国政治文化生活十分缺乏基本的维权意识、维权素养和正确的维权法制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从干部和群众双方，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下功夫。最后，要在社会建设中不断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反腐倡廉“体系战”的最终效果如何，取决于一个民族素质的高低。因此，必须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中，稳步提高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使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中，日益发挥发挥聪明才智，推进反腐倡廉“体系战”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科学地设计和科学地组织实施反腐倡廉“体系战”，第三要不断注入“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依据中国的国情，反腐倡廉“体系战”的功力如何，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整体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的高低。反腐倡廉“体系战”，是一项高科技含量的综合性工程。破解高智能犯罪，需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含量；破解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需要日益提高科技水平；就是大量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问题，看起来简单，实质上也需要全社会普遍提高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才能有效解决。因此，必须从党和群众两方面，在推进国家科学发展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推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科技文化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使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成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基础。
科学地设计和科学地组织实施反腐倡廉“体系战”，第四要统筹推进、协调发展“教育、正风(不断端正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制度、监督、惩处和改革”六方面基本工作，不断发挥“体系战”的整体力量。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一要深刻总结党风廉政建设所经历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两个阶段的历史经验，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努力推进“教育、正风”两大基础性工作，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二要不断加大“制度和监督”两大关键性工作，日益有效地遏制和预防腐败。三要不断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始终保持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尊严。四要坚持“改革创新”，统筹推进六方面工作。要把建立健全科学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始终与反腐倡廉的新实践相结合，把协调推进六方面工作始终与改革创新相结合，把运用惩防体系和发展惩防体系相结合，努力在未来的新阶段内，取得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胜利。（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部思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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