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廉洁文化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申伟亮
“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屈原的《招魂》中，他说：“朕幼清以廉洁兮”。后人王逸注“廉洁”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廉洁在中国古代就既有对官吏的道德约束，又同时也是古代官僚政治中的一项制度安排。考察廉洁自古就是吏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科目，因此，中华廉洁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华廉洁文化是由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等内容构成的，受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和风俗习惯等得影响的关于廉洁的知识、理论、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在当代中国，它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党和国家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思想领航和精神动力。
一、弘扬中华廉洁文化是推进反腐倡廉的精神动力
中华廉洁文化既具有维护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政治指向性，又具有对为政者思想政治品德要求的政治伦理规范性，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是推进反腐倡廉的精神动力。如李世民提倡的“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思想，就体现出了他是一位固守廉洁、表率群臣的模范君主，故能成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汉书》记载孝文帝“贵廉洁，贱贪污”，《通典》管制中有谓之“廉访使”之类的官名，朱元璋也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说明廉洁不贪是古代官德的最基本要求，为了巩固统治，历代统治者也都有奖惩分明、廉洁爱民、倡廉肃贪之举，同时也从制度层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支撑着廉洁之风的代代相传。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廉洁的政治伦理思想，只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自身需要服务的，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华廉洁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文化，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升华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内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成为人民的公仆，要求每个党员干部严于自律、清廉奉公，为反腐倡廉工作奠定尽职守正的主体条件，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清明、和谐的政治环境，从而为反腐倡廉提供一种精神动力。
二、弘扬中华廉洁文化是推进反腐倡廉的道德基础
中华廉洁文化对为政者和社会成员既有伦理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规范。廉洁不仅具有道德属性，而且具有诚信属性，是一种道德诚信文化，是推进反腐倡廉的道德基础。如墨子曰“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可见廉洁是立身之本，诚信之源。西魏裴侠“肥鲜不食，丁庸不取”可见廉洁文化崇尚以俭养廉，自觉自律。同时，廉洁道德的保持和发扬是需要不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是注重实践和实效的，我们不要“官不如木”的廉洁，我们要为民谋利、取信于民的廉洁，我们要引导中华廉洁文化从道德诚信文化上升到社会伦理的高度，形成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牢固构筑抵御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三、弘扬中华廉洁文化是推进反腐倡廉的价值导向
从价值理念层面思考廉洁文化，它内涵了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想、合理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因此，中华廉洁文化更是一种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反腐倡廉工作的价值理念文化。如柳宗元的“蠲浊而流清，废贪而立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反映了中华廉洁文化中的崇高价值理想，明朝“铮铮汉子”海瑞、清初美号“豆腐汤”的汤斌都以清介自持、反对贪污、廉洁奉公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周礼》中说的“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就说明“六廉”在当时就已经成为评判官吏德能勤绩的一种价值评价标准。
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洁的价值评判标准受到实用主义和实利主义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把“正心、修身、齐家”这种个体价值文化拓展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价值文化，确立廉洁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形成人人崇廉、自觉拒贪的社会氛围，对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具有价值导向作用。
弘扬中华廉洁文化，建立社会主义廉洁文化，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让廉洁文化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使廉洁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大廉洁文化的影响力，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使廉洁成为一种时尚，使中华廉洁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作者系衡南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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