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宏

       2009年5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的暂行规定》，将问责提升到制度的层面，为深入开展行政问责工作提供了政策文本和法律依据。2012年，郴州市委为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先后出台了《郴州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作风问责暂行办法》、《关于“五个一律免职”的通知》、《郴州市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但在干部作风问责实践中仍然存在问责不到位、效果不明显、制度不力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改进。

       一、当前干部作风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只要不流于形式并有规范的制度作为保证，无疑可以增强行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心，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然而目前实施问责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表面式问责”导致问责的社会效应降低。问责本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重要举措，是提升群众对政府公信度的有力措施，但是近年来在实际问责过程中做表面“文章”，存在走过场、玩作秀、搞形式主义的现象，对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处理不彻底、处置不到位，甚至有的出尔反尔，这边处理那边上任，使被问责对象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表面式问责”导致老百姓对政府作风问责的真实性和诚恳度持怀疑态度，问责的社会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反而开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对政府公信度的认可。

       2、“结果式问责”导致问责的范围明显缩水。从当前地方政府的各类问责案例来看，问责范围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和服务效能领域，侧重于对发生重大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和违反工作纪律的效能问责。对不依法行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对党的机关、人大、政协及团委、妇联等人民团体，对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人员，对无为行为，对用人失察、失误，对上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执行不力，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决策失误，以及施政失败造成重大损失等事由则较少被纳入问责范围。这种只问损失，不问过程，只问结果，不问原因的“结果式问责”，片面的缩小了问责范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问责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全方位的监督、惩处、教育的作用。

       3、“突发式问责”导致问责的后劲相当乏力。作风问责不是为了单纯的事后惩处，其指向也不是重大事故发生之后，而应是惩教结合，并贯穿于各种公务活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政全过程之中。然而，当前的作风问责往往发生在重大事故之后，突发式的问责干部、处理干部，“突发式问责”虽然对整肃干部队伍起到一定的威慑与警醒作用，但它毕竟不是一种常态。“突发式问责”的偶然性决定了问责制的长效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风问责的教育意义和社会效应。

       4、“算账式问责”导致问责的意义大打折扣。问责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进一步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然而，当前大多数对干部作风问责更多的是局限于违规违纪，对未按要求完成指标任务的进行行政问责，来个“秋后算账”，“算账式问责”片面的成为上级领导保障其政令畅通的一个惩处手段，而忽视了作风问责其应有的其他更为深远的意义。

二、深入推进干部作风问责的对策

作风问责，善政之要。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就要充分履行监督检查职能，强化问责手段，时刻高举“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不良作风坚持做到常问、敢问、实问、善问，充分发挥问责机制的“稳压”和“增压”作用，实现问责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干部作风大转变。

        一是建立常态问责机制，变“飓风问责”为“常态问责”。对干部作风问题而言，仅仅依靠一两次选择性的“飓风问责”显然是不够的，而是要常抓不懈。在坚持事后问责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党员干部作风的日常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检查，既注重对重大作风问题实行问责，也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作风问题实行问责，既对干部违反规定的主要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也对违反规定的一般干部职工实行问责，始终保持对不良作风的高压态势，时刻提醒党员领导干部注重自身的作风建设，并举一反三，通过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确保作风问责的经常性和持续性，形成常态问责工作机制。

       二是实施立体问责模式，变“消极问责”为“主动问责”。纪检监察机关要突破目前依赖于自上而下、局限于外力影响的问责方式，大胆探索事前预防、事中监测、事后追责、深层究责四位一体问责模式，建立健全纪检监察与组织人事、司法机关等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强化同体问责，加大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提升问责的民主参与度和问责行为的公开度，最终实现问责效应的最大化。不断加强舆情监测和日常监管，全力推进权力机关问责、司法机关问责、新闻媒体问责、社会公众问责，对发现的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中存在应当问责的线索，按照权限和程序及时进行调查，主动提出问责建议，切实发挥好问责的启动作用，以实际行动来强化问责制的执行力度和落实力度。

       三是注重问责绩效成果，变“形式问责”为“效果问责”。一方面要准确划分直接责任、间接责任的范围，重点追究领导干部失管失察、错误决策的责任，防止出现只追究执行者、不追究决策者，只追究副职、不追究正职的“降格问责”和“替罪问责”等现象，要使问责真正的“问”到责任的根部，防止问责偏差，问责结果与事实不符。另一方面对问责的处理结果要严格落实到位，并及时公开公布，将问责情况及处理落实情况置于公众监督的可视范围内，做到问责透明、处理透明，保障问责的实际效果，从而全面提升问责的社会效应。

       四是加强问责制度建设，变“人治问责”为“制度问责”。

       一是要构建党内问责机制。完善党政一把手问责机制，在各类问责事件中，党委或部门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应承担连带责任，在重大决策失误和用人失察等领域应承担直接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突出重点，真正达到监督的目的。二是要政务公开制度化。尽快制定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促进透明政府的建立，使公民能够及时发现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失职行为。要规范行政公开的内容与形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三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法律。进一步完善法规体系，使行政问责制这一监督形式得以依法、有效、健康的开展。

      （作者：临武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