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中，对“好人”有一个大概的定义：或与世无争，安分守己不闹事；或乐善好施，送往迎来“讲客气”；或仗义助人，两肋插刀挺朋友。这样的“好人”在圈子里美誉度颇高，日子也过得舒坦。

    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党员干部把这种“好人”哲学运用在为官处事中，也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官位稳中有升，办事游刃有余，四处笑脸相迎。这样的“好人”，把本该遵守的政治纪律、本该遵循的政治规矩撇在一边。

    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起来、举起来。中央最近发文，指出四类“问题干部”，实质上就是直陈“好人”为官之害： 有的干部身居领导岗位，但缺乏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碌碌无为，贻误工作；有的遇到困难和问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缺乏担当；有的虽没有严重违法违纪，但能力和素质很不适应岗位要求；有的目无法纪，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好人”难以成为好官，是因为好人与好官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因为好官比“好人”应具备更多的责任心、进取心和纪律意识，是全心全意扑在党和人民事业上的公仆，而不是个人小圈子和利益关联方的“守护神”。而以“好人”哲学来做官，必然在行使公权中“投桃报李”，会碍于情面为违法乱纪者网开一面，在困难矛盾面前闪躲退避，以维护自己的“太平盛世”。信奉“好人”哲学的党员干部容易成为党和人民之患：戕害公权，贻误事业，败坏党的肌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好人”做官风生水起、成为既得利益者时，“好人”哲学就会引领一时风尚，对正常的、正确的党的组织原则、价值导向形成严重冲击。

    为官一任，担责一方，为人民服务一方，这是当下党员干部严以修身的重要内涵，也是“乐东经验”能够被人民认可的重要原因。摒弃庸俗的“好人”哲学，积极践行“三严三实”，以高度的使命感担负起改革发展的重任，势必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