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广东省下发《关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监管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及休闲圈、从个人到其配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全方位覆盖。

    强化对官员“非工作时间”的监管，实则一直是大势所趋。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一些官员强烈的抵触与反弹情绪，以及具体操作环节的流于形式，又在客观上使得上述“机制创新”陷入了落地尴尬……诸如此类，显然都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在私权与公职之间，如何找到精准的平衡？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广东省虽然专门发文要求加强对官员“八小时之外”活动的监督，但是在新规实施环节，还是显得温和而克制。比如说，要求填写登记表、自愿决定公开事项等等。这些举措更多只是象征性的，并不会造成太多实质性影响。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也许恰恰说明了决策者的纠结心态和机制创新的不易。

    一方面觉得有必要从日常反腐的高度出发，对官员私人时间、私人活动强化监管；另一方面，或许因处于探索阶段，尚未能就此给出一套“合理化说辞”，以及足够有效的机制设计。于是我们看到，一部分官员因此感受到威胁、不安，公众则抱怨这一切“空有形式”。当我们激发起体制内的反腐热情，我们却没有办法平复公职人员的权利焦虑。从目前已有规定中，各方其实都没看到，真正清晰的目标设定与路径设计。

    体制化监管力量在向官员私人空间的延展过程中，正遭遇着重重阻碍。对于八小时之外的监督，在机制创新的同时，还应该更多创造条件让民众参与——广泛的人际关联，日常化的生活交集，都是可以利用的廉政建设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便捷的通道，以及可靠的保护机制，来吸纳民间意见的反馈。——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