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振兴在党，治党务必从严。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了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合党情、顺民意。管党治党，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一系列战略部署，哪些方面体现了“严”字当头呢？我个人认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全面从严治党，“严”在审时度势的战略定位上

    （一）审时度势，牢牢把握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出于救民于水火的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日出东方”。建国以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变成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逐步走上民族中兴之路，实现“两个梦想”，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前进的道路总是不平坦，当前，共产党人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一系列复杂矛盾和困难，比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定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进入深水区等等。要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目标”。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如果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从严治党，不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就不可能克难制胜，就不可能完成历史使命。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是源于肩负光荣历史使命的政治自觉。

    （二）审时度势，客观估价党风政风的现实选择。我们的党风政风究竟是个什么状况？从非官方的“透明国际”所公布的“国家清廉指数”来看，前些年我们长期处于一百二十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七十多位。从人民群众的评价来看，认为“腐败严重”者居多，编了许多顺口溜，“四大挑战”“四大危险”现实而严峻。从党中央的形势判断来说，十二大到十七大，都表述为“党风政风状况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风政风形势依然严峻”。十八大以来，表述为“形势严峻，当前重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应该说，十八大是党的建设的里程碑。这些年，通过大刀阔斧地管党治党，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党风政风状况为之一新。但是，“不敢腐”还未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想腐”、“不能腐”态势还未完全形成。从宽松软到严紧硬，势在必然。

    （三）审时度势，谋划确立从严治党的战略定位。在中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由此可见，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战略定位是两个方面的：一是纳入“四个全面”，体现了战略高度；二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具体抓手。纪检监察机关落实“三转”，回归主业，实施机构改革，突出监督执纪问责，就是战略定位调整的结果。

    二、全面从严治党，“严”在“两个责任”的责任担当上

    （一）“两个责任”，成为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基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行十七年来的经验总结，应对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形势的迫切需要，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两个责任”内涵极其丰富，既是认识的深化，更是经验的总结，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认真思考和准确把握，必须记在心里，扛在肩上，抓在手中，紧紧抓住不放。

    （二）“两个责任”，存在实际操作的若干“黑洞”。在思想上，对主体责任的理解和认识有偏差，有横向失衡、纵向递减的现象；在工作落实上，缺少工作抓手，存在空抓、虚抓问题；在责任划分上，存在错位、越位问题；在检查考核上，存在重形式轻效果问题；在责任追究上，“一案双查”的要求远远没有得到落实，重查处轻问责的问题突出。这些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并加以改进。

    （三）“两个责任”，强化问责追究的实践价值。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责任追究力度不断加大，释放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强烈信号，归纳起来看，有三个特点：一是针对“一把手”实行责任倒查，二是突出“四风”问题这个重点，三是突出对发生区域性、系统性腐败问题的问责。如江西、云南、山西，就因发生塌方式腐败而追责；如衡阳贿选案和南充贿选案，就因区域性腐败和高度政治敏感而追责。“两个责任”的追究，是一把高悬的利剑，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务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勇于干事创业，勇于责任担当。

    三、全面从严治党，“严”在“纪严于法”的制度约束上

    （一）“纪严于法”，可以从党内法规中找到答案。新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这些党内法规，充分体现了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精神。为什么说这些党内法规体现了“纪严于法”？仅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准则》规定了修身和家风问题。《条例》对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了全面界定，规定“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 “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不报告、不如实报告的；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应予追究。特别是廉洁纪律，将原《条例》中关于贪污、受贿、挪用等己被《刑法》明确表述的内容取消，而将原《准则》中倡导性的若干“不准”直接写入廉洁纪律，从而使之具有强制性，并成为处理依据。这表明纪律比以前更严了，更是要严于规范全体公民行为的国家法律。

    （二）“纪严于法”，可以从党内政策性规定中找到答案。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省委出台的“九条措施”，市里出台的“十条措施”、“六个一律免职”以及“三条禁酒令”等，这些党内政策性规定，对于解决“四风”问题，破解作风建设难题，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党内政策性规定，甚至比党内法规更多更严。有的同志一开始不适应，可以理解，但不能长期不适应。

    （三）“纪严于法”，可以从党内监督措施中找到答案。中央和省委的巡视制度，市委的巡查制度，函询谈话制度，述责述廉评议制度，重点岗位评议制度，作风建设明察暗访制度，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等等，这些党内监督措施，使制度的执行更具刚性，更具生命力，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自觉主动地把自己置于全方位监督之下，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合格党员、领导干部。

    四、全面从严治党，“严”在“拍蝇打虎”的决战要求上

    （一）“拍蝇打虎”，体现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定态度。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于反腐败的态度极为坚决，提出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总要求，并列出了十八大以来不收手、群众反映很大、可能提拔的干部三个重点。党中央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意志品质顽强，形成了反腐败 “泰山压顶”的高压态势，极具战略震慑力。

    （二）“拍蝇打虎”，体现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力度。“拍蝇打虎”，中央给我们带了好头。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纪委责任上肩，铁拳反腐，查处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案件。到目前，己查处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5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近20人，副部级以上干部100余人。地方各级也查处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我市也不例外，如白开文案、李军案、金中华案、王作成案、舒基欣案、杨鄂勇案、陈俊文案等等。当然，全国查处的近30万件纪律案件中，有80%以上属于“拍蝇成绩单”。通过“拍蝇打虎”，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的评价总体向好。

    （三）“拍蝇打虎”，体现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目标。“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严治党也不例外。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把“坚决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党心民心心连心，“拍蝇打虎”向基层延伸势在必然。从我市实际来看，要重点解决实现“旅游胜地梦”和“全面小康梦”工作中的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发展是第一要务，有没有不作为的行为？群众利益无小事，有没有贪污截留惠农惠民政策行为？要通过严查“雁过拔毛”式的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信任感和获得感。

    五、全面从严治党，“严”在“四种形态”的全面处置上

    （一）“四种形态”，是惩治和预防的统一。去年9月，王歧山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四种形态”的内涵就是，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四种形态”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为了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了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是惩治和预防的有机统一。

    （二）“四种形态”，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误读。主要有三种误读：一是所谓预示“反腐拐点”来临；二是所谓监督执纪只是对纪委的要求；三是所谓管住大多数意味着放过“关键少数”。这些误读显然是没有吃透中央精神，也缺乏一种辩证思维。抓大不放小，抓小不放大；既做惩治，也做预防；纪委要监督执纪，党委更是责无旁贷。

    （三）“四种形态”，开启反腐倡廉新常态。“四种形态”体现了对问题的全面处置，但第一种形态是问题处置方式的新突破，而恰恰是这种处置方式，会给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带来新常态。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好同志”不可能一下子变成“阶下囚”，所以要狠抓平常，防微杜渐。在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问题上，要立足经常化、规范化；要调整政绩观和工作思路；要做到重心下移，人人有责；要把从严要求和人文关怀结合得恰到好处。

    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我们要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果来保障发展、促进发展、巩固发展。（作者系张家界市纪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