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滥觞于商周，成型于秦，而到了两汉，则成一蔚然可观、典章完备之制度，其后陈陈相因、绵绵相续，影响至于今日，影响范围及于亚洲多国。盖因其制度完备、独立性强、职权极大，颇符合现代政治权力制约之要求。孙中山先生“五权分立”学说，认为中国古代权力划分为君权、考试、监察，将君权划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保留考试和监察，即成五权分立。可见古代监察制度影响之大，颇有可借鉴者。兹对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之建立极为关键的两汉时期做一概述。
    两汉时期，承秦制，监察系统称为御史台系统，中央设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为整个御史台系统的首脑，御史大夫之副，有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掌殿中兰台（兰台具有处理皇帝文书之功能，置于殿中），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之下，又有侍御史，为辅佐大夫和中丞的官职，侍御史中有缘事而设掌特殊职权的，比如督军的监军御史、掌印的符玺御史、出讨奸猾治大狱的绣衣御史等等，这些特殊的侍御史，或常设、或临时设置。在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之下，还有御史主簿、御史属、御史中丞从事、西曹掾等各种属官，各有执掌。
    在地方，设置部刺史，由御史中丞统辖。部刺史为中央节制地方而设，以著名的“六条”监察地方官：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政令。虽然上述“六条”本质在于节制地方，加强君主专制，但是仍有强烈的“护民”色彩。而且，监察对象比较广，除了秩禄为二千石的高官、容易侵扰百姓的豪强（地主大户、世家大族、豪富等）还有对于高官子弟的监察。但是部刺史在六条之外，是不能对地方官员做出任何干涉的，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吏治日益腐败，为了加强刺史的威信，给与刺史军政大权，结果反而酿成了割据之乱。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唐朝中后期，本意在于给与监察者更多威信，反而导致更加腐败的吏治。由此可见，独立之监察权的重要，若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合而为一，则等于无监察。
    以上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的部刺史，系属御史台系统，另有御史台系统之外掌有监察权的官职，如丞相司直、司隸校尉等。总之，两汉之监察，密布内外，构成一严实的监察网络。
    两汉监察系统的职权，主要有如下几种：一.辅佐丞相，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丞相去职，往往由御史大夫入替；二.察举非法，类似于今日纪检监察工作中的案件查办工作；三.受公卿奏事举劾违失，即协助皇帝办公、弹劾官员；四.典法度掌律令，类似于今日之司法行政工作；五.理大狱治疑案，类似于今日之司法审判，主要负责重大的刑事案件的审判；六.纠察朝仪祭礼，类似于今日纪检监察工作中的纠风，但是内容不同；七.监察州郡，即前面所述部刺史之职权。此外，尚有讨捕盗贼、掌管文书等多种职权。以上可知，两汉监察官员，除有监察权之外，尚有司法行政、司法审判等方面的权力，权力极大，为其他官员所忌惮当属应然。
    监察官员行使职权察举非法官员，尚须通报三公，由三公查验，最后由皇帝定夺是否予以处罚，不过一般经监察官员察举的非法官员，能够避免处罚的很少。也有监察官员不经上报，直接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例子。
    两汉监察官员，权力既极大，社会地位亦相应极高。在整体的吏治清明的时代，监察官员能够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弹劾非法官员无所顾忌，很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如果整体吏治腐败，监察官员往往也难独善其身，在权力行使中，积极方面，则为滥权，恣意弹劾，或以权要挟官员百姓行贿；消极方面，则为失职，不行职权，一任腐败。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为一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从中可给今日之纪检监察工作以相当大的补益。从今日之视角，其组织亦算得严密，权力所行，几乎无所不入，独立性又极强，经历朝历代损益变化，其经验教训，至今仍可借鉴。其不尽人意者，一则组织尚且纷繁，御史台之外，另设监察官员，封建帝制之下的君主，非以不断分化权力以达到臣属官僚相互制衡之目的，不能安然于卧榻；二则权力未尽分明，监察官员往往另有行政权，等于泯灭了监察权的独立性。（内蒙古乌前旗纪委监察局  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