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亦君

    烽火战争年代，戎马倥偬，难得抽出时间来学习。然而，战争形势的千变万化，又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学习。烽火年代，在极为艰苦的学习条件下，我党是怎么结合实际进行学习的？认真梳理这一时期的做法，总结历史经验，对今天学习型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初创时期，主要任务是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很好地利用传媒、舆论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和阐说

　　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应中国社会和革命事业之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这面理论大旗并以之分析和考虑中国的实际问题，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策略。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各个阶层仍然传播不广的现实，在理论方面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习，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等。同时还创办进步刊物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如《新青年》、《共产党》、《觉悟》、《湘江评论》等；另外还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如《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史观解说》、《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其中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文章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

　　这一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各种思想、理论、主义，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实践中开出的鲜艳之花。从此之后，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作为精确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的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主要任务是结合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不断加强学习的主要任务是结合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郑重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1938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20周年，我党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马列学院。这所学校的成立为后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大批理论干部做出了巨大贡献。同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把学习理论的任务提高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意义，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其实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学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中国的特殊民情、国情，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从中国复杂的社会里面找出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会上，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和任务，随即在全党、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小高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相违背、相脱节。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针对此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许多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的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在论述党内严重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给中国革命带来极端危害性的同时，他还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方法。他认为：“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

　　学习什么内容是党建方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历来主张在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予以大胆地吸收和合理地借鉴。1948年7月，刘少奇指出要学习西方的历史：“学西方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他还批驳了“只学中国的，不学外国的”、轻视学习外国经验的思想。他说：“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外国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解放战争末期，主要任务是党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善于建设国家、建设城市的合格的执政党

　　1949年，我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入城市。这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转折形势联系起来，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强调学习管理城市、建设城市、改造城市的重要性，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善于建设国家、建设城市、改造社会的合格的执政党。

　　首先，努力学习城市里的生产技术。由于党长期在乡村活动，入城后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这就将学习城市中的生产技术上升到巩固新政权、赢得人民信任的高度。

　　其次，提出了党要努力学习管理城市的新任务，确立为全面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做准备的理念。毛泽东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他还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再次，强调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政党，要完成执政的任务，就必须普遍地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事实证明，通过学习，我党对大中小型城市的接管是成功的，对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以及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