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成化年间，湖北蕲水人李汰担任福建乡试考官。一天夜晚，忽报同乡张某求见。待进来后，张某先是叙旧，后见四下无人，取出黄金十两，双手捧到李汰面前，直言道：“我有一小儿，今年参加秋试，希望您看在同乡面子上，给照应照应。”李汰听了，便面带微笑诚恳地说：“你有事拜托我，我不应当推辞，但此事违背我的原则，我万万做不到，你还是让贤侄回去把书读好吧，不要尽想着走捷径。”然后挥笔在纸上题诗一首：“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张某看到后，又气又羞，揣起黄金灰溜溜地走了。
    无独有偶，清朝也有这样一位廉洁官员，以诗明志，婉转谢绝贿赂。叶存仁为官三十多年，洁身自好，甘于清贫。一次，在叶即将离任之时，僚属们为避人耳目，用小船载了一些礼品，趁着深夜无人给他送去。叶存仁见此情景，当即写下一首小诗：“月明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婉转而坚定地拒绝了来人。诗的前三句委婉而有情意，充分照顾了僚属们的心情，最后一句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吴月梅）

    汉朝在加强立法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官吏的治理，统治者效仿秦朝的做法，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制度。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中央设有御史大夫，建御史府，掌全国的最高监察权，并协助丞相总理国政。御史大夫下设有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这与秦朝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又在丞相府内置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并协助丞相“督录诸州”，丞相府的监察机关使得丞相对各郡县官吏的监督增强，同时也是对御史大夫为首的监察机关的制约，这样汉代的中央监察机关就处于互相监督之中了。另外，汉武帝征和四年设置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及其临近各郡，司隶校尉受制于御史大夫，位在司直之下，但是其职权较重，可纠举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内的百官。
    在地方上，汉初废除了秦设置于各郡的监御史，改由丞相派出的“丞相史”监察郡县。武帝时期，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元封五年废除丞相史，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刺史遂成为固定的地方监察机关。
    在建立完整的监察机构的同时，汉朝还开了监察立法的先河，这有别于秦朝时对官吏的要求散见于各律令中的做法。据东汉卫宏《汉旧仪》一书记载，汉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役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凡九条”，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在推行刺史制度后，在《监御史九条》的基础上制定《六条察郡之法》，历史又称为《刺史六条》，主要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强宗豪右”为主要监察对象。汉代健全的监察机关的设立以及专门监察法典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全确立。 

    在皇权专制之下，监察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都是“橡皮图章” 
    从春秋到秦汉，是一段古代中国变法求强的历史。监察制度的最终确立，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充分领悟到只有吏治才会有法治，只有法治才能强国，而吏治的根本保障就是监察制度。自秦以来，监察官员都被称为“风霜之吏”，可见历代法家都对监察制度寄予厚望。但有了完善的监察制度，国家就一定能够达到法治吗？
    《史记·商君列传》记录了商鞅这样一句话：“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法治的前提是统治阶级中的“强宗豪右”必须守法。商鞅获得了秦孝公最大的支持，使得“商君之法”向统治者让步最小，可以约束秦王以外的所有人。在“徙木立信”、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等案例之后，法树立了绝对的权威性。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虽然只有简单的监察制度，但也使秦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法治国家。商鞅“尊君卑臣”，用“律”限制了“强宗豪右”的特权。秦统一六国后，废分封制为郡县制，皇帝高度集权，“强宗豪右”分享天下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于是当一场农民起义发生时，“强宗豪右”没有站在皇帝的一边，而是推波助澜，顺势葬送了武力强大的秦帝国，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短暂的“法治”时代。
    进入西汉以后，不管是采用道家与法家相结合的治国方法，还是儒家与法家相结合的治国方法，本质目的就是要废除秦朝只有皇帝能逍遥法外的做法，保证“强宗豪右”都能逃脱法律的硬性管制，而只受到“礼”、“德”的软性束缚，以此保障和平衡统治阶级的内部利益。在这个背景下，监察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都成了“橡皮图章”。所以，汉代以后的监察制度虽然比秦朝复杂，但它只在皇帝贤明时能成功治吏，皇帝昏聩时就几乎完全失效，而且它再也没有给任何王朝带来真正的法治。
    站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源头，我们感慨古老制度设置的巧妙，对祖先的智慧无限敬仰。但这段历史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封建王朝中的“强宗豪右”和皇帝，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任何触犯他们利益的制度就会被果断抛弃，监察制度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圈套玩具，只会套别人，绝不套自己。新中国的建立，翻过了沉重的历史，消灭了“强宗豪右”和皇权专制，这给中国法治和中国监察带来根本性的希望，古代监察制度所凝聚的智慧也才有了借鉴的意义。（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