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上，曾出现几个鼎盛时期。如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开元盛世”“贞观之治”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大多为后代所称颂。其实，影响较远的还有明代的“仁宣之治”。
　　　关于“仁宣之治”，史载如下：明成祖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据考证，明仁宗一登基，首先停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并且停止了从西域购进良马和从交趾采办珍珠的活动，对外花销一律减免，“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宣宗时更是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明宣宗既不贪杯也不好色，为了减轻老百姓的重负，自动令后宫减少花销，节省钱财，自己也以身作则，主动将每次用膳的菜色从十种减为四种；还经常带着贴身侍卫微服私访，观察民情，作出相应有益于人民生活改善的政治措施；加上仁宣两朝有较多忠臣辅佐，如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等执掌朝政，多有建树。所以，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被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文景之治”。史云：“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可以说，“仁宣之治”是明朝史上的“黄金时代”。
　　　其实，关于明仁宗、明宣宗，各还有一个“故事”：明仁宗朱高炽刚继位时，曾下诏，大意如此：他的脾气不好，如果过于嫉恶，对罪犯的处罚在朝廷的法律之外，也就是说过于干预司法，就要请司法部门再三执奏，劝说提醒；如果再三执奏不听的话，还可五奏；五奏还不听，还可联合大臣一起奏，一起提意见；甚至还可以把他本人当成昏君、暴君来对待，直到他“改正错误”为止，并形成制度来处理相同的情况。
　　　明宣宗的“故事”就更耐人寻味：宣德九年，朝廷想搬迁迁位于德胜门外的教场。过去京城教场是用于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当然属于全国最高级别。因德胜门外的教场面积有些狭小，宣宗派大臣去选址并做好修建预算什么的。大臣回奏道：新址在白云观附近，很理想，只是要拆迁三十六户老百姓的房屋，另外还要占用百姓种麦子和果树；尤其是白云观周围的土地，都是当地老百姓用来种植税粮的好土地；但既然朝廷要用来建设“重点项目工程”，当然可以拆除，不外乎给老百姓一点小补偿而已…但宣宗却没有听从大臣的“妙计”，相反决定教场先不迁建了，不折腾老百姓。
　　　由此可见，在明朝历史上，仁宗、宣宗两位在位时间都不长，但能创造出颇有影响的“仁宣之治”，应该与其作风开明、从善如流，重用贤臣的性格，以及在位期间推行的“力主俭朴，注意节约”的施政方略有很大关系。其实，上述“故事”或许还可以给我们后人一点点启示。那就是一个国家兴盛和衰败，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一方面在于老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有自由“发展”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在于在位的“领导”们能否知百姓的疾苦，能否听见群众的呼声，不瞎折腾，不乱搞花架子…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所以，仔细品读“仁宣之治”，对当前反对和整治“四风”问题仍大有裨益，至少它提醒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为民、务实、清廉、奋斗”为药方，狠刹“四风”问题，才能夯实工作群众根基，树立清廉为民之风、永葆艰苦奋斗本色。（新宁：余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