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考试方法的改进。唐初科举考试由于处在初创阶段，制度并不健全。那时，应考者与考官取士，也不全凭试卷，而是兼采士人的社会声誉和门第。当时社会盛行着多种走门路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有“行卷”和“通榜”。

　　“行卷”即士人把平时所写的诗赋文章的卷子，送给在中央任职、有学问有名气的先辈大官看看，借以博得他们的赏识与推荐。如果一次未能自达，就再次送上，称为“温卷”。“通榜”即是上述先辈把自己所赏识的士人列上名单，向主考官推荐。主考官在发榜前，也常根据他们的品评，决定某人是否录取。所以唐代考官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事先决定谁取谁不取，有时还可以不必看应举人的试卷，单凭谁是通榜者、谁是社会知名之士、谁门第出身高贵，就可以预先定好录取名单。

　　本来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唐代考试既看卷子，也看重平时才气，又吸取通榜人的意见，把社会舆论与考试结合起来，这在识别人才上，比之于单凭一纸试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也易使人钻空子，产生种种营私舞弊的毛病。

　　宋代有鉴于唐的考试流弊，在制度上加以改革，使之严密化，于是遂有“锁院”、“糊名”和“誊录”等办法的产生。

　　锁院，即在考试期间封闭贡院考场，以防范有关人员串通作弊。开始时，政府规定各路考场，在限定时间内，一律锁闭院门，防止考生冒名再去他处参加考试，后来，在举行礼部试时，也实行锁院，以杜绝内外交通，防止泄密，这样连考试官也在防范之列。

　　“糊名”又称“弥封”，即密封考生试卷上所写的姓名，使考试官无法知道这本卷子是谁写的。但是仅此一端，若要舞弊，仍有办法。只要考官熟悉考生笔迹或者考生在试卷上做了约定暗记，考官仍能认出卷子，卖情录取，因此又有“誊录”之法，即另派抄书手将考生的试卷誊清一遍。这样，经“誊录”后试卷的笔迹全出一手，考官也就无法辨认。“誊录”制度自宋代实行后，直至明清，都相沿下来。凡誊清的卷子，一律用朱笔写，称为“朱卷”，原卷则称为“墨卷”，保存备查。

　　其次是考试期限的变化和录取名额的扩大。唐代科举考试，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宋初仍承唐制，但到了宋神宗时，确定每隔三年贡举一次。此法一直沿袭到明清。又唐代入仕有多种途径，科举只是其中一途，而进士科又只是科举中的一种，其录取的名额大体上每科约在二三十人之间，多时亦不及40人。宋进士科受到重视，其他各科一律取消，士人经考试做官全集中在进士一科，这样录取名额就相应扩大。

　　再次是录取对象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唐代名门阀阅在社会上仍有很大的势力。一些显宦子弟，在家有家教，学问有世传，平时对朝政和掌故就已耳濡目染，应考时又有父兄的奔走嘱请，所以录取的机会比一般士人为多。到了宋代，应考人的身份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的庶族子弟和寒门孤秀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大大增加。这固然与考试的制度、方法的改善有关，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书籍的大量刊布流行，也在客观上给他们提供了条件。

　　最后是皇帝亲自实行殿试以加强中央集权。殿试起于唐代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亲自策问贡士于洛城殿，以后不常进行。宋太祖赵匡胤诏令恢复唐代的殿试。自此之后，历代遵奉不辍，成为常制。殿试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起着一定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宋代在科举制度上的反映。

　　实际上，科举制度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九品中正以门第取人的弊病，把选用人才之权集中到中央，并使之制度化和合理化，让读书受教育的士人都能参加考试而入仕，使整个地主阶级中的人才，都能在公开的竞争中涌现出来，发扬各自的才能为国家所用。

　　由隋唐产生的科举制度到宋代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徐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