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不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吴波1939年6月参加革命,历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吴波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由于李先念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财政部长,财政部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吴波肩上。
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当时,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财政部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的一块空地种了几年菜,后来又栽上了葡萄。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投资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吴波部长那里。吴波看后批示说:“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才批准这个预算。
有人认为,吴部长太小气了,相差20多元钱,还让行政司重新做个预算,岂不是小题大做吗?但吴波认为,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虽然财政部每年分配着大量资金,但那都是税务员们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建国初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吴波一家被安置在西四地区一座四合院内居住。十年动乱期间,吴波被打成了“走资派”。由于年久失修,他住的北房客厅和卧室墙体裂开了几道大缝,成了危房。吴波和老伴把床支高一米,在床底下搭起一个地铺,就睡在床底下。
文革结束后,吴波恢复了职务。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准备对他这处危房进行维修,把沙子、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都运来了。吴波却说:“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恢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很多,目前财政还很困难,我这房子还能住,只把裂缝补一补就行了。”管理局的负责人说:“这房子现在已经成了危房,再不修就更危险了。”吴波还是坚决不同意。后来管理局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简单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吴波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四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直到吴波去世,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大儿子吴本宁当年支边去了甘肃,条件十分艰苦,直到退休也没有回到北京。吴波的一位老战友曾想把本宁调到兰州市,吴波知道后马上拦住了,并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孩子谋好处。
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四儿子吴本立,被学校安排去香港进修,吴波听说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的“特殊关照”,就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把进修名额让给了其他教师。
三儿子吴威立曾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司长,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准备安排他担任副局长。吴波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最后硬是“否决”了组织的决定。
2005年2月,吴波走完99年人生历程。去世前,吴波留下两份遗嘱,一份是2000年10月立下的: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个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个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按理说,已经立了遗嘱,房子交公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吴波心里还是不踏实。2003年春节的前几天,吴波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回是直接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怀诚同志: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为了实现老人的心愿,子女们委托吴波的秘书将一份《交房申请》送到财政部。在《交房申请》后面,吴波的子女们还特地写了一段话:“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吴波去世3个月后,子女们整理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把这两套位于万寿路黄金地段、价格正直线上涨的住房的钥匙交到财政部,并让经办部门出具了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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